高校机构改革作为新一轮机构改革的重要领域，是加快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为揭示高校机构改革的内部机制，基于40个高校机构改革实施举措的典型案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归纳并提炼了高校机构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高校机构改革源于运转效率低下、机构过度膨胀等现实问题，需要通过管理机构与岗位人员同步精简的系统化组织实施，加强部门机构重组整合、归口管理与数智化转型流程再造，实现组织机构和编制数量压减，开展系统化、整体性治理，注重采用规避风险、稳中求进、转岗分流和院系治理能力提升等作为保障机制。为此需要进一步构建高校机构改革的整体行动框架，探寻机构精简及优化设置的科学决策依据，借助于柔性的组织文化与人文关怀，实施相对灵活且富有弹性的组织改革模式。

大学教学体系和教学行动随着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不断遭受挑战，人工智能发展对大学教学的理念、制度与方式等多个维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去中心化”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权力、信息或资源的分散过程，拥有高自主性、创新包容性、高效联结以及公平性等特性，它旨在通过减少对中心权威的依赖，优化系统的整体效率、提升系统的透明度并加强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去中心化”可为遭受人工智能技术挑战的大学人才培养活动提供一种新的理念模式，加强学生的个性发展，促进其价值实现和创新创造并保障大学教育公平。此外，需要强调去中心化模式应增强而非取代传统教学模式，重视去中心化可能带来的知识碎片化、质量下降、权威模糊以及价值虚无等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是国家牵引交叉学科和新工科建设的重点领域。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2019—2025年高校自主设置人工智能新工科的学科数据，发现整体网络演化呈现“规模扩张、结构稳健”的特征，网络规模持续增长，网络密度等波动平稳；节点演化具有“中心稳定、外围调整”的特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支撑性学科始终是网络枢纽；核心-边缘结构演化呈现“核心扩容、动态更替”的特征，六个学科稳居核心区域，部分学科挤入或被挤出核心；网络演化主要是在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下，由人工智能支撑性学科与场景性学科联合驱动。未来要推动场景驱动的学科发展新范式，强化核心学科和中心学科的引领性，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探索超越学科建制的交叉学科发展新模式。

博士生分流制度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强化培养过程管理、提升培养质量、促进博士生多元成才等方面作用显著。博士生分流制度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面临价值彰显不足、主体协同性低、规则设计模糊、运行刚性不足以及制度场域互动乏力等困境，其根源在于微观层面个体惯习桎梏与主体能动性缺失、中观层面利益博弈导致的集体行动失灵及监督机制缺位，以及宏观层面制度与内外部环境的适配性冲突。据此，亟需从凝聚价值共识、强化主体行动、完善制度设计、改进运行机制、构建共生场域等方面进行优化。

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以师生为核心的教育结构带来根本性挑战，亟需构建新的教育模式。“教师-学生-AI-环境-文化”五元教育模式提出，智能时代的教育逻辑应从传统师生二元传授向多要素协同互动网络转变。五元教育模式以学生为中心、AI为核心，通过重塑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环境生态与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创新创造力等驾驭AI和超越AI的“十一力”核心素养。结合北京理工大学前期探索，该模式为智能时代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

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多重使命。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入手，在探究地方高校发展问题由来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进而通过案例分析提出了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路径和建议。研究表明，地方高水平大学在获取政策支持、吸引人才和汇聚资源等方面与中央部属高校存在明显差距，但其在“地方性”特色打造和服务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要明确服务地方战略定位，主动对接区域发展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建立与产业链紧密衔接的对接机制；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平衡服务地方与追求卓越的关系，在特色领域形成比较优势。在服务区域发展中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

有组织学科交叉是研究型大学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创新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但组织化路径所追求的效率与学科自发成长活力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制约交叉知识创新与学科融合的最终成效。选取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三所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案例，运用“微分析”技术，解构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具体实践过程。对案例进行综合比较发现：研究型大学将“有组织”视为提升学科交叉效率的过程策略而非终极目标，有组织与自由探索共同服务于构建具有自组织演化特征的学科生态系统；研究型大学通过资源保障、组织调试和文化引领等实践策略，积极推进有组织学科交叉；优势激活、资源平衡与生态赋能等多重机制有助于研究型大学实现有组织学科交叉中组织效率与生态活力的动态平衡。

西部地区面临人才外流与动能衰减的双重挑战。通过政策文本分析、二元Logit回归及Tobit回归，考察2012—2022年西部人才政策工具分布特征及其对“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发现人才政策工具呈三重失衡：供给侧硬投入-软支持失衡、环境侧宏观策略-微观落地失衡、需求侧内部合作-外部撬动失衡。其中，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法规管制、税收优惠及政产学研合作等工具显著促进留乡就业，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与金融支持工具引才效果显著。未来供给侧应完善教育资源配置与数字化平台建设；环境侧强化法治保障与战略措施针对性；需求侧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与精准化政府采购机制。通过“数智优配-实效发挥-需链牵引”的动态政策闭环，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与区域创新互动，破解西部人才开发困境。

拔尖创新人才是支撑国家原始创新能力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力量。当前，中国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以初高中为主导，向下延伸至小学的探索有限，向上衔接至高等教育的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高校在选育链条中普遍处于“后置承接”角色。以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的角色转型为切入点，选取美国、德国和新加坡为参考案例，系统梳理其在早期识别、课程衔接、科研实践与教师发展等方面的制度与运行机制，并结合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针对性建议：高校亟需转变“接力式”育人逻辑，重塑国家人才生态中的大学使命；高校构建分层合作机制，提升普通中学系统承接能力；高校主导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师专业支持体系；强化高校系统枢纽功能，构建跨学段协同育人治理平台。

建设中国特色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和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系统性跃升的时代需求。中国特色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和教材体系的提出，贯穿着时代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凸显“中国特色”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本质规定，突出原创是新时代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显著标识，中国特色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实质是以自主创新、原始创新为关键特征的高水平创新性教材。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要实现向中国特色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系统跃升，需要把握思想引领、实践导向、创新驱动、系统集成的总体路向。

在教师教育从专门化培养转向专业化教育的全球进程中，中国形成了特定模式并取得重要成就，但依然存在阶段性矛盾：培养院校定位模糊，教师相对学业水平出现下降趋势且师资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分析发现，各国对教师教育的战略意义具有共识，教师职业地位和师范院校地位之间存在关联，培养院校的层次比类型更重要，师范院校作为中国教师教育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大规模培养高质量教师且实现均衡配置是教师教育的全球难题，但正是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核心特征。其可能性在于，党的领导下国家有为介入教师教育，充分发挥国家意志的主导力量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为此，应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教师教育成为主流，坚持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并普遍提高其办学水平，扩大实施教师教育对口支援，大幅提高师范生定向招生、定向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以在源头上提高教师教育吸引力。

跨学科培养工程创新人才是高校根据科技创新趋势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举措。通过比较分析普渡大学等4所高校跨学科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实践，发现在学校发展需求、学生个性化诉求和外部环境驱动下，跨学科工程创新人才培养形成了预设专业方向与学生个人专业方向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构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前沿交叉课程和顶点项目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建立了本系主导或跨院系共建的教师队伍建设机制，通过专业咨询服务、委员会和多元主体支持机构实现负责任的专业治理。我国新工科建设应依据科技发展趋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跨学科专业建设，秉持大工程观重塑工科学习边界。

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虽在政策驱动下历经20余年探索，但面对国际规则体系重构、新兴领域制度竞争加剧的复杂环境，仍存在人才供给总量不足、专业能力与战略需求脱节的现实困境，暴露出传统培养模式难以适应新时代涉外法治实践的突出矛盾。以教育部指定的28所项目高校为样本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展开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失衡和运行偏差的双重困境。对此，应以战略导向为核心，建立分层培养体系，构建金字塔型人才供给机制，实施行业需求反哺与区域战略适配策略，并通过建立全周期动态评估体系、强化涉外师资队伍建设及人才出口转化机制的生态化革新路径，实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效的根本提升。

高等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在增进质量意识、明确质量观念、强化质量规范、促进质量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标准化带来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规范性与自主性、权威性与功利化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科学主义及其量化崇拜。对此，出现了去指标化评价的后现代转向倾向，关注评价对象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发展性，观照评价对象生命活动本身，强调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文化建设。中国教育评价的优秀传统对高等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后现代转向具有启示意义，应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基于本科生问卷数据，考察社会情感能力、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与本科生明晰职业规划的关联，发现：专业学习类、创业实践类活动分别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正、负相关，社会实践类活动则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正相关。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中，情绪控制和交往能力与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正相关，开放和协作能力与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负相关。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法发现，两类因素对职业规划清晰度的合计贡献率超过52%，其中，社会情感能力对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贡献最大，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则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的首要贡献因素。

基于三元交互理论，博士生创新能力是学术主体、研究实践和学术生态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学术主体要素包括认知基础、思维特质和心理资本；研究实践要素涵盖探索行为、设计行为和执行行为；学术生态要素则涉及物质保障、文化引领、制度激励以及导师指导与支持。三者交互中，学术生态与研究实践之间的交互产生了引导要素，研究实践与学术主体的交互强化了行为要素，而学术生态与学术主体的交互则塑造了创新氛围。通过这些相互作用，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得以共同塑造和提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从“个体赋能-实践建构-生态优化”三维度系统推进，促进创新主体、认知水平、行为方式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有效激发博士生的创新潜能和学术创造力。

产教融合育人机制是缓解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失配矛盾的关键。基于AI大语言模型混合研究，系统分析企业参与产教融合育人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产教融合育人面临“产冷教热”与“合而不深”的结构性矛盾。质性文本分析显示，教研产出滞后、制度赋权失衡、激励机制不足、信息资源阻滞是制约企业深度参与育人的核心因素。定量分析印证上述四大制约因素对产教融合育人深度形成显著冷却效应。对此，要通过打破人才评价体系桎梏、明晰企业育人权责边界、构建多元激励机制等，强化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激发产教融合活力。

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已成为提升科研效率的重要工具，然而，其对科研产出的具体影响仍有待揭示。基于2024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研究通过倾向值匹配和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方法，探讨GenAI对博士生科研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GenAI使博士生科研总产出提升6.5%，国际发表提升6.9%，顶级期刊发表提升达16.5%。然而，技术红利并未被平等分享，性别与年龄等因素构成了显著的使用壁垒。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GenAI的使用收益在不同学科和学术环境中呈现出显著差异。对于导师指导不足的博士生，尽管GenAI提升了论文总数和国际期刊发表量，但未能显著增加顶级期刊的发表。基于此，建议将GenAI系统性融入博士生培养体系，建设智能资源共享平台，并强化使用的伦理规范与公平性保障，以推动技术合理应用、数字红利公平共享，进而推动博士教育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学术地位内蕴学术共同体对个体的学术性分等和国家对个体的制度性分等双重意义。基于对国家级人才项目的案例研究，创新性地将学术地位纳入国家学术治理体系进行考量，精细化分析学术地位通过竞赛型授予标准、交织型认可机制、阶梯式进阶方式和综合型激励系统作用于大学教师的需求、动机与行为的过程。人才项目是组织聚焦于治理对象的认知过程、决策心理和行为规律的有意设计，其通过个体的需求塑造、动机调整和行为选择，以非强制性、低成本的利益驱动与意义引导来推动治理目标的达成。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背后多样化、持续性的动力机制，并为学术治理实践提供启示。

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揭示高校学位点优化调整决策路径的实然样态。研究发现，高校学位点优化调整决策在国家调控、省级统筹框架下，遵循服务需求、创新发展、优势特色、保障质量的决策原则，其制度体系呈现“国家规制为主，校本特色为辅”总体特征，同时高校构建“刚性约束-柔性保障-动态反馈”的质量管理机制，将动态监测与评估结果有效联动以支持学位点优化调整决策。基于决策路径存在的现实问题，从“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网状共振”“基座支持”四个维度针对“制度完善”“博弈平衡”“学科交叉”“数据赋能”四个方面提出完善高校学位点优化调整决策路径的优化策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根据教育部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工作部署，组织召开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工作推进会。学会将高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旗帜，深化高等教育研究；构建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强化有组织科研；引领学以致用的学术风尚，转变研究范式；产出高质量创新成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以实际行动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聚合力、激活力、添动力，以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类型多样性与演化路径复杂性。基于“本土-国际”和“传统-创新”双重张力视角，可建构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四种理想型，即“国际学术传承型”“国际创新引领型”“本土文化守望型”“本土创新优先型”。各类型在学科发展诉求、国家政策引导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呈现动态交互演化趋势。鉴于此，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应在全球竞争与本土适应、常规知识积累与创新突破间达成平衡，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功能及战略定位。

破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西方路径依赖”、健全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机制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突破口。推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策支持的学理逻辑，以实现从“外部引进”到“强化自给”的自主性提升、从“被动追赶”到“领跑冲刺”的创新性定位、从“整齐划一”到“精准分类”的差异化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相关政策支持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包括同质化支持，对于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性关注不够；间歇性支持，贯通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政策连续性有待提升；割裂性支持，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育人合力不足；被动性支持，自主创新的能动性机制不健全等。促进相关政策调适应坚持精准化治理思维，通过分类支持、贯通支持、协同支持和专项支持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多元化发展。

《学位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为学位撤销情形的兜底条款，包括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类撤销事由。兜底条款将学位撤销与不授予学位的条件相关联，意味着任何违反学位授予要件的行为均可启动学位撤销程序，但仅当行为构成“严重违法”时，方可撤销学位。其中，学术性撤销事由严重违法的判断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属于校规中不应当授予学位情形、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行为性质达到“代写、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的程度。非学术性撤销事由则包括严重违反学位授予的政治要件和道德要件的行为，前者需构成《刑法》规定的政治类犯罪，后者需违反《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且具备道德可责性。仅当上述两类行为侵害了《学位法》保护的法益，表现为产生恶劣社会影响、严重损害高校声誉时，才具备撤销学位之必要。

制度建设与完善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及其重要性，以及制度概念及其理论解读的基础上，阐释了制度与高等教育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继而从高等教育治理主体必须强化制度之于高等教育治理重要性的理性认识，政府必须加强有利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建设，大学必须加强回归大学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的制度建设与完善，讨论了基于制度理性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选项。

智慧教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工具使用，从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乃至教育形态改变了高等教育全环节。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技术先行而理论基础不明晰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为技术发展与教育实践在本位理念冲突、教学模式融合困难、评价机制滞后三个方面，阻碍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于教育哲学、认知科学、复杂科学等经典理论，剖析高等教育领域中智慧生态系统重构的学理基础。以教育理念为基础、学习场域建设为途径、绿色教育为目标，构建智慧教育复杂生态系统，实现高等教育“大规模个性化”教育理念、“全时全域全知识学习”场景、“人机智能协同创新”范式的智能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持续、高效、健康发展。

全球发展战略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一流大学全球发展战略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作用下的生动实践进行系统规划，为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国家战略需求与全球福祉增长而制定实施的系统性行动指导框架。其应具有合法性、系统性、动力性、在地性、符号性与开放性等贯穿于战略制定、实施及反馈等各阶段的内在特性。其制定实施的具体路径应包括扫描发展情境，识别机遇挑战；明确大学使命，发挥战略引领；优化运行体系，提高组织效能；实行动态反馈，形成评价闭环等四大环节。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高校教学管理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深入推进实现学生主体价值、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及关注学生学习效果；通过“三角互证”，研究将其概括为六个维度、29个要素指标，以江苏省内8所本科高校学生为对象，开展“本科高校教学管理学生需求”调查，利用KANO模型分析优化方法计算出相应指标的Better-Worse系数，并将指标分散在建立二维象限图中。基于此，提出解决当务之“急”、优先满足学生对教学管理的必备型需求，关注殷切之“盼”、重点改进学生对教学管理的期望型需求，纾解百结“难愁”、有针对性地优化学生对教学管理的魅力型需求等意见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激励机制方面，仍然需要认真总结改革创新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加快推进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改革应进一步以人为本,资产管理应进一步关注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的特殊性,评价改革应进一步加强分类评价,横向科研经费改革应进一步扩大科技人员的自主权,高校综合改革应进一步疏通激励机制的堵点,有效解决部分高校及其科技成果完成人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的问题。

编者按：创新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创造之人才造就创新之国家。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均提出“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是大学素质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为全面深化素质教育，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智慧教育研究分会联合《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以“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为主题组织笔谈，精选文章，以飨读者。

通过分析36所首批强基计划试点高校转段工作的相关文本，从“如何转段”和“转去哪里”两方面归纳转段的运行现状，发现试点高校结合政策要求与自身情况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工作办法，但需避免转段功能的简化；在政策空间内提供了多元去向可能，但需加强对学生发展选择的统筹安排和科学引导；虽意识到学段衔接的重要性，但尚未完成后续培养的完整布局。建议各试点高校把握转段“选育一体”的特色，发挥累积效应；基于学科特质和人才培养规律，深化多路径、高适切的实践探索；加强相关主体协同，行好多元人才培养的每一公里。

在我国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型过程中，实验室研究方向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机制亟待关注。基于混合案例研究发现：当实验室从事开创性研究时，博士生将发展面向前沿的开拓创新能力，但开创性研究失败风险极大，一旦失败，博士生无法获得学术绩效；当实验室从事探索性研究时，博士生也将发展创新能力，但学术绩效难以得到保证；当实验室从事程序性研究时，博士生难以充分发展创新能力，却能取得较高的学术绩效。在过度绩效导向的人才评价与选拔制度下，未充分发展创新能力的博士生却反而更可能被拣选。据此，应破除过度绩效导向的取人标准，在选拔与评价后备人才时以创新价值为基本导向，在项目资助时适度向从事开创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的博士生倾斜。

高校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对提升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然而，实践中许多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意愿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呈现出“强意愿、弱行为”的悖离现象。基于21位高校教师的访谈资料，分析其教学学术研究意愿和行为的形成、悖离与演变逻辑。研究发现：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意愿是其教学学术研究认知、效价评估与行为控制力复合驱动的结果；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行为并非完全是教学学术研究意愿的产物，教学学术研究行为阻力强于动力、教学学术研究计划不当、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不利，是导致教师教学学术研究行为与意愿发生悖离的根源；教师教学学术研究意愿和行为会随着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的变化而发生动态演变。未来，院校管理部门可重点优化指令性、示范性、资源性和个体性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推动教师深度教学学术研究行为的形成。

基于经济网络分析视角系统界定重要教育中心的理论内涵，探索提出从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变的理念和路径，认为在新中心演进过程中将会衍生出新的教育中心形态。由此，教育中心新形态应该是我国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的目标形态。新型世界教育观通过引领教育范式变革，为教育中心新形态提供了理念支撑。通过分析国内外教育发展动态趋势及开放合作实践，研究揭示重要教育中心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讨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政策路径的新指向，即秉持新型世界教育观深化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完善体制机制赋能人才培养“引进来”与“走出去”，推动涉外教育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