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与完善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及其重要性，以及制度概念及其理论解读的基础上，阐释了制度与高等教育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继而从高等教育治理主体必须强化制度之于高等教育治理重要性的理性认识，政府必须加强有利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建设，大学必须加强回归大学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的制度建设与完善，讨论了基于制度理性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选项。

智慧教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工具使用，从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乃至教育形态改变了高等教育全环节。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技术先行而理论基础不明晰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为技术发展与教育实践在本位理念冲突、教学模式融合困难、评价机制滞后三个方面，阻碍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于教育哲学、认知科学、复杂科学等经典理论，剖析高等教育领域中智慧生态系统重构的学理基础。以教育理念为基础、学习场域建设为途径、绿色教育为目标，构建智慧教育复杂生态系统，实现高等教育“大规模个性化”教育理念、“全时全域全知识学习”场景、“人机智能协同创新”范式的智能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持续、高效、健康发展。

全球发展战略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一流大学全球发展战略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作用下的生动实践进行系统规划，为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国家战略需求与全球福祉增长而制定实施的系统性行动指导框架。其应具有合法性、系统性、动力性、在地性、符号性与开放性等贯穿于战略制定、实施及反馈等各阶段的内在特性。其制定实施的具体路径应包括扫描发展情境，识别机遇挑战；明确大学使命，发挥战略引领；优化运行体系，提高组织效能；实行动态反馈，形成评价闭环等四大环节。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高校教学管理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深入推进实现学生主体价值、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及关注学生学习效果；通过“三角互证”，研究将其概括为六个维度、29个要素指标，以江苏省内8所本科高校学生为对象，开展“本科高校教学管理学生需求”调查，利用KANO模型分析优化方法计算出相应指标的Better-Worse系数，并将指标分散在建立二维象限图中。基于此，提出解决当务之“急”、优先满足学生对教学管理的必备型需求，关注殷切之“盼”、重点改进学生对教学管理的期望型需求，纾解百结“难愁”、有针对性地优化学生对教学管理的魅力型需求等意见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激励机制方面，仍然需要认真总结改革创新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加快推进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改革应进一步以人为本,资产管理应进一步关注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的特殊性,评价改革应进一步加强分类评价,横向科研经费改革应进一步扩大科技人员的自主权,高校综合改革应进一步疏通激励机制的堵点,有效解决部分高校及其科技成果完成人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的问题。

编者按：创新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创造之人才造就创新之国家。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均提出“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是大学素质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为全面深化素质教育，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智慧教育研究分会联合《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以“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为主题组织笔谈，精选文章，以飨读者。

通过分析36所首批强基计划试点高校转段工作的相关文本，从“如何转段”和“转去哪里”两方面归纳转段的运行现状，发现试点高校结合政策要求与自身情况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工作办法，但需避免转段功能的简化；在政策空间内提供了多元去向可能，但需加强对学生发展选择的统筹安排和科学引导；虽意识到学段衔接的重要性，但尚未完成后续培养的完整布局。建议各试点高校把握转段“选育一体”的特色，发挥累积效应；基于学科特质和人才培养规律，深化多路径、高适切的实践探索；加强相关主体协同，行好多元人才培养的每一公里。

在我国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型过程中，实验室研究方向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机制亟待关注。基于混合案例研究发现：当实验室从事开创性研究时，博士生将发展面向前沿的开拓创新能力，但开创性研究失败风险极大，一旦失败，博士生无法获得学术绩效；当实验室从事探索性研究时，博士生也将发展创新能力，但学术绩效难以得到保证；当实验室从事程序性研究时，博士生难以充分发展创新能力，却能取得较高的学术绩效。在过度绩效导向的人才评价与选拔制度下，未充分发展创新能力的博士生却反而更可能被拣选。据此，应破除过度绩效导向的取人标准，在选拔与评价后备人才时以创新价值为基本导向，在项目资助时适度向从事开创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的博士生倾斜。

高校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对提升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然而，实践中许多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意愿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呈现出“强意愿、弱行为”的悖离现象。基于21位高校教师的访谈资料，分析其教学学术研究意愿和行为的形成、悖离与演变逻辑。研究发现：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意愿是其教学学术研究认知、效价评估与行为控制力复合驱动的结果；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行为并非完全是教学学术研究意愿的产物，教学学术研究行为阻力强于动力、教学学术研究计划不当、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不利，是导致教师教学学术研究行为与意愿发生悖离的根源；教师教学学术研究意愿和行为会随着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的变化而发生动态演变。未来，院校管理部门可重点优化指令性、示范性、资源性和个体性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推动教师深度教学学术研究行为的形成。

基于经济网络分析视角系统界定重要教育中心的理论内涵，探索提出从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变的理念和路径，认为在新中心演进过程中将会衍生出新的教育中心形态。由此，教育中心新形态应该是我国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的目标形态。新型世界教育观通过引领教育范式变革，为教育中心新形态提供了理念支撑。通过分析国内外教育发展动态趋势及开放合作实践，研究揭示重要教育中心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讨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政策路径的新指向，即秉持新型世界教育观深化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完善体制机制赋能人才培养“引进来”与“走出去”，推动涉外教育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将这一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并取得实效，需要准确理解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内涵与标志，理清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与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高等教育龙头之间的联系，把准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与教育强国的“六个特质”和“八大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认清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明晰推进的策略。

项目制形成于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长期实践，兼具国家目的性和开放竞争性的优势，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从法律视角分析，高等教育项目制治理源于公共行政中的契约理念，具有行政契约的法律属性。基于这一定位，高等教育项目制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有二：其一是基于行政契约属性规范行政机关与高校/教师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政机关具有行政优益权，同时负有保障高校和教师合法预期利益的义务；其二要遵循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

每一种理论在解释力上都有其尺度限制。社会科学理论的尺度包括内部尺度和外部尺度，内部尺度代表了概念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及其外延性的边界，外部尺度代表了理论维持其解释力的时间和空间边界。正确认识高等教育理论的尺度，是理解理论价值的基础。以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为例，理论的内部尺度被误读，导致高等教育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界限被误解；理论的外部尺度受到忽视，使得原生理论在传播中形成了众多衍生理论。内部尺度决定了理解理论的角度，外部尺度决定了理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高等教育理论建构不能回避理论的尺度，应当积极建构大外部尺度下一般性的高等教育理论。

我国长期面临卓越工程师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境遇，这种供需失衡直观反映在校企双方对于卓越工程师素养的认知差异上。通过在BOSS直聘网站抓取7 914条企业工程师招聘信息以及遴选部分代表性高校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运用文本分析法比较高校供给侧与企业需求侧对于卓越工程人才素养的认知需求差异并究其成因。研究发现，校企间沟通激励不足、选择性执行、信息不对称等加剧了双方对卓越工程师素养的认知间隙。为弥合认知间隙以提升卓越工程师培养成效，需打破传统校企委托代理身份，拓宽育人主体的角色边界；重构校企话语情境，健全专业认证与资格认证有机衔接的规范化制度；整合卓越工程师核心素养，推进多重委托的协调分工。

科目改革是新高考改革的核心与难点。基于熵权TOPSIS模型评估各省份新高考科目改革评价指标数据差异情况，研究表明：各省份对新高考科目改革实施情况评价差异较大，不同群体间呈现出显著省际差异。各省份选科评价排名差异与新高考批次安排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主观规范是影响各省学生群体选科评价的主要障碍因子，家庭影响是主要影响指标。行为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是影响各省教师群体选科评价的主要障碍因子，选科制度的整体满意度及学生专业发展和职业规划是主要影响指标。深化新高考科目改革，应采取制定与区域教育生态适配的选科指导方案、健全公平优先的教育资源调配机制、推进区域内教育资源精准布局，以及构建家校社协同全链条育人生态等推进策略。

科教融汇是将科研与教育两个系统置于共生共荣、相互依赖的发展场域中，共同作用于人才培养实践活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教育与科研的重要交汇点，强化彼此的深度融合能够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实现协同效应，产生超越简单叠加的显著成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成长规律，打破大中小学各学段的壁垒，有效衔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实现不同学段层次的差异培养、合理延展、有效贯通，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贯通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要突破现有的人才培养常规模式，也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门培养。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治理大致经历了政府直接管理（1949—1997年）、局部赋权管理（1998—2011年）和探索协同治理（2012年至今）三种既有路径。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仅依靠既有路径已现困顿，当前尚存在政府边界感不强、社会参与度不高、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习惯于自身主导、角色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治理规则和方式建设滞后等现实困境。有鉴于此，提出将“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高等教育治理机制之中，以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治理从“科层制条块分割”走向“基于数字空间的整体运作”、从“反应式治理”走向“预测性治理”、从“基于经验的模糊决策”走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决策”。同时，为了避免人工智能赋能对高等教育治理产生不良影响，建议树立“技术性与人文性并重”的高等教育治理理念、构建“物质性与规范性兼顾”的高等教育治理基座、推行“开放性与安全性结合”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以辅导员一对一谈心谈话为核心的深度辅导是助力资优困难大学生高效适应的重要途径，是消除教育过程与结果不平等的创新举措。基于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燕园起航”项目中的深度辅导活动，以自我主导理论和学习伙伴模型为基础，探究深度辅导对资优困难大学生发展的影响以及辅导员的角色。量化分析表明，深度辅导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质性分析发现，“看见”“共情”“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是辅导员进行深度辅导的三大策略。在深度辅导过程中，辅导员实现了从监督者、管理者到陪伴者、支持者的角色转变，学生实现了从“依附”到“自主”的转型。建议完善高校深度辅导活动的外部支持系统，发挥非经济支持计划在资优困难大学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通过对全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中大学生“关于高考综合改革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议”开放题的4 432份有效答卷数据分析发现，高考试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存在难以统一测量和易造成应试教育的局限，但可发挥智育对德体美劳四育的促进作用并提升智育考核质量；选科制度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需要加强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和师资队伍建设相配套，并优化赋分机制和招生计划分配；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面临城乡、家庭差异问题，内容设计与实践操作尚待完善。建议努力把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合理使用高考试卷、选科制度、综合素质评价三类不同效力的政策工具，正确认识高考改革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建构者是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因素。学术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解知识体系建构者的学术成长与阶段任务提供了恰切的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知识体系建构者的学科规训塑造了头脑中具有稳定秩序的心智结构，并受到知识本土化学科化的影响；知识体系建构基础与建构逻辑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传递，表征为建构者对中西方知识的价值区分与偏见、主体性迷失和“西方中心主义”迷信倾向。理性行动逻辑阶段论含蓄地表达了一种影响建构者学术生命历程的阶段性发展思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阶段与建构者表现出的特征相匹配。从跨学科与实践性，到规范性与依附性，再到反思性与尝试性，建构者必须找准所处阶段的立足点，有借鉴、有改造、有创新地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基于全国教育博士培养单位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博士生不同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发现不同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学术志趣动机有助于能力提升与学习满意度，功利取向动机则有助于促进学位完成，学习投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两种动机的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学术志趣动机更多受学术氛围、导师指导与课程教学等内在因素影响，功利取向动机则更多受同伴互助与学业管理等外在因素影响。教育博士生学习动机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并非单纯的知识积累和论文发表，契合学位设立初衷。因此，培养高校应优化制度安排，明确教育博士专业定位与培养目标，突出其应用性、实践性与创新性，营造良好环境，调整优化学习动机，激发学习投入。

STEM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途径，人工智能时代更要加强STEM教育。人工智能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量，正通过颠覆性技术为科教融合赋能。人工智能赋能STEM教育的重点在于建立新场景及开发新应用，目前已创造游戏化学习、社交化学习、协同学习式、自主学习型、问题驱动式、项目探究型六种新场景并开发了评价、管理、教学、课堂学习以及课外学习五大类大模型应用。STEM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遵循“观察现象-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内在机理，融合成效的关键在于教师，人工智能赋能使人机协同的新智商超越人类自身智商的局限性。

大科学时代是二战后科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征，大科学时代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是审视高等教育活动的一个新视角。高等教育从小科学时代走向大科学时代，是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重构过程。在大科学时代，高等教育如何保持自身的存在价值、整体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转型、大学改革向何处去、拔尖创新人才如何培养等，正在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大科学时代，需要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责任，重新思考大学、学科、专业的存在形式和价值。

数字能力供给水平关乎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进程。基于二阶结构方程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对工科本科生进行系统评价。结果显示，高阶实践性数字能力是促进数字能力高水平发展的关键；所有专业类学生“技术伦理与安全规范、技术更新与移植能力、数字能力综合基础”评分比率最高，但实践层面的数字能力水平均较低；在数字能力综合水平上，呈现出“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仪器类>电气类>机械类专业”态势，且不同专业类各数字能力熟练度排序具有内在一致性；制造业亟需“软硬件协同控制能力、生产过程管理与评价能力”，但学生供给水平较低，供需关系呈现“失衡态”。未来应进一步创新教学模式与过程，优化课程体系与资源建设，完善数字能力培养生态。

学术认同的建构是博士生学术成长中的重要环节。基于对53名博士生访谈资料的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发现，博士生学术认同的形成是自身学术嵌入、学术共同体濡化、组织环境与学科文化影响以及社会环境塑造共同作用的结果。博士生通过学术活动的参与、学术网络的构建、学术对话的实现、学术贡献的锚定等形式嵌入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认可的提供、学术角色的塑造、学术价值的引导、学术品格的涵育等方式对博士生产生濡化作用。在博士生嵌入学术共同体及学术共同体对博士生濡化的过程中，组织环境与学科文化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同时，社会环境（社会需求和就业形势）也在无形中塑造着博士生的学术认同。

基于2012—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够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并通过人才集聚和区域创新、创业发挥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起正向调节作用；产学研合作和政府支持在其中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门槛效应，且存在金融发展水平的最优区间。据此，应以促进科技、数字及绿色生产力协调发展为着力点，打造全面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优质生态；科学调整产业布局以主动牵引和承接成果外溢，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梗阻；打好科技成果转化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组合拳”，积极探求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最优金融支持区间；建构差异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支持体系，鼓励区域间错位发展。

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作为教育科技人才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的功能，以结构优化促进科技人才培养。优化学科结构，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能力。优化层次结构，提高理工农医类研究生人才培养水平，加强专业研究生特别是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优化类型结构，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人才培养规模。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建立与科技创新集群相适应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适应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发展需要。

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引入政府规制理论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制度的适切性和迫切性。政府规制于高等教育质量而言具有丰富的内涵，表现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国家意志、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国家话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国家秩序和培养多类型高素质人才的国家需要。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政府规制同样面临“规制失灵”的可能。其表征为：政治视阈下政策目标和政策监控的层层加码、政策工具和政策反馈的层层衰减、政府规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存疑；经济视阈下不完全信息所决定的有限理性、具有理性和私利的“经济人”的出现；文化视阈下重政治而轻效益、重人情而轻法制。遵循“外部变革-内部完善”逻辑，“规制治理”倡导的放松规制、激励规制、合作规制和法律规制，为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出路。

院校研究以服务院校决策为根本使命，但院校研究机构发展受多种环境因素影响，很难平衡学术创新与决策服务之间的关系。引入库尔特·勒温经典组织变革理论的“解冻-变革-再冻结”三阶段模型，考察一所中国典型院校研究机构组织变革的历史截面和过程机制，窥视其如何在内外环境变化交织中实现集成性发展。研究发现，院校研究机构组织变革现象可见于两个维度：内外情境变化、资源获取利用和研究范式创新是推动组织变革的核心因素；学科藩篱与协同创新需要、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旨趣分野、个人发展与集体形象塑造等三对矛盾的消解与平衡是维系变革稳定的关键因素。分析过程呈现了院校机构变革过程的一般规律，也回应了智库建设话语、学术评价改革等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呈现了我国院校研究机构发展与变革的一种可能选择。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立法亟需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典，既是全面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推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题中之义，又是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通过借鉴我国《民法典》的编撰技术与实践经验，可知教育法典的总则充当着整部法典的核心角色。因此，有必要对教育法典总则的功能和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为其编撰工作提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首先，系统阐释法典化目标下我国教育法典总则的重要意义能够为其编撰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其次，科学界定教育法典总则的功能定位，立足其作为未来教育法典的基本准则、教育领域指导法、受教育权保障法、教育现代化引领法的使命要求；最后，依托逻辑前提、逻辑基点、逻辑主线的立法路径，实现教育法典总则从总体立法模式选择到具体文本设计的体系续造。

为促进教师教学投入，各级政府与高校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其实质作用仍有待考察。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对影响教师教学投入的各类资源进行分析发现：在高校层面，图书资源、主观感知的高校对教学的支持均能够积极影响教师的教学投入，且后者的影响效应更强；高校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反而会消极影响教师教学投入；高校空间资源和经费资源对教师教学投入的影响不显著。在个体层面，教师教学效能感会对教学投入产生积极影响。在高校与个体层面的跨层影响中，高校图书资源与教师的教学自我效能感存在替代效应，即对于低教学效能感的教师而言，图书资源能更加有效弥补效能感的不足，从而更大程度上促进教学投入。

过分强调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劳动力市场错配现象凸显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旋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阶段性、区域异质性特征明显，总体发展水平偏低，但联动效果呈平稳上升趋势；受人力资本正外部性和产业转移的规模经济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产业革新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地区间产生显著的条件β收敛过程和俱乐部稳态收敛。据此，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布局的空间联动机制应充分发挥地区资源禀赋特色，遵循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流动方向进行院校、学科布局，为聚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创效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动力源和发力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作为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人才成长的赛道，高等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后备人才的苗圃。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才能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方向，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要主动适应科技创新人才需求，推进高等教育育人模式变革；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多元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积极拥抱智能时代科技革命，塑造高等教育数字化新形态；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开放创新生态。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是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讨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及其紧迫性，回答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主体及其行动选项，探讨基于治理现代化目的的大学治理改革的行动路径。

家庭背景是学生进行高等教育选择决策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相对优势家庭倾向于以“上名校”作为强基计划的选择动机，则强基计划的选拔有效性极有可能受到削弱。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开展的全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对学生家庭背景与强基计划选择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强基学生中以专业兴趣为选择动机的比例高于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比例，且家庭背景与专业兴趣动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较之相对弱势家庭，相对优势家庭的强基学生更热衷于追逐名校。这种对名校的偏好主要体现在那些来自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的学生群体中。倡导尊重与支持子女的家庭关系、给予学生充分的信息支持有助于减少相对优势家庭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有助于鼓励以专业兴趣为导向的强基计划选择动机。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进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同时，诱发了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塑造大学生创造力的能力，其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取决于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以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意识。技术便捷性与优绩主义催生的功利化学习方式之间的张力，学术伦理和道德规范意识薄弱与技术监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是引发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进而扼杀大学生创造力的关键。自我调节学习不仅能够减少大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还能有效降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对大学生创造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帮助其理性对待智能技术，减少不当使用行为，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大学生创造力提升的关键。

行业企业等产业机构与高等教育的互动与共生由来已久。随着产教融合形态在全球各地持续演进，各类产业机构已深嵌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维度，推动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也成为其重要功能。高等教育枢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型表征，然而既有理论话语对产业机构在枢纽形成中的作用缺乏观照。基于全球案例，产业机构在学生、人才、知识/创新三类枢纽建设中通过与高等教育机构的联动，分别发挥着提升本国教育品牌影响力、吸引全球人才以及推动知识生产与转化等作用。对产业机构在全球各类型枢纽建设中角色类型的阐释亦可为本土实践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