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作为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人才成长的赛道，高等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后备人才的苗圃。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才能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方向，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要主动适应科技创新人才需求，推进高等教育育人模式变革；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多元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积极拥抱智能时代科技革命，塑造高等教育数字化新形态；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开放创新生态。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是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讨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及其紧迫性，回答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主体及其行动选项，探讨基于治理现代化目的的大学治理改革的行动路径。

家庭背景是学生进行高等教育选择决策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相对优势家庭倾向于以“上名校”作为强基计划的选择动机，则强基计划的选拔有效性极有可能受到削弱。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开展的全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对学生家庭背景与强基计划选择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强基学生中以专业兴趣为选择动机的比例高于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比例，且家庭背景与专业兴趣动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较之相对弱势家庭，相对优势家庭的强基学生更热衷于追逐名校。这种对名校的偏好主要体现在那些来自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的学生群体中。倡导尊重与支持子女的家庭关系、给予学生充分的信息支持有助于减少相对优势家庭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有助于鼓励以专业兴趣为导向的强基计划选择动机。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进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同时，诱发了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塑造大学生创造力的能力，其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取决于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以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意识。技术便捷性与优绩主义催生的功利化学习方式之间的张力，学术伦理和道德规范意识薄弱与技术监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是引发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进而扼杀大学生创造力的关键。自我调节学习不仅能够减少大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还能有效降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对大学生创造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帮助其理性对待智能技术，减少不当使用行为，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大学生创造力提升的关键。

行业企业等产业机构与高等教育的互动与共生由来已久。随着产教融合形态在全球各地持续演进，各类产业机构已深嵌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维度，推动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也成为其重要功能。高等教育枢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型表征，然而既有理论话语对产业机构在枢纽形成中的作用缺乏观照。基于全球案例，产业机构在学生、人才、知识/创新三类枢纽建设中通过与高等教育机构的联动，分别发挥着提升本国教育品牌影响力、吸引全球人才以及推动知识生产与转化等作用。对产业机构在全球各类型枢纽建设中角色类型的阐释亦可为本土实践提供启示。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世界强国的先决条件。着眼全球高等教育变革趋势与未来前景，深入分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历史方位与形势挑战，结合绿色教育的理论框架和核心特征，探究高等教育转型的中国策略：聚焦人才自主培养，构建绿色育才树人体系；聚焦学科自主构建，构建绿色学科发展体系；聚焦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绿色科技创新体系；聚焦坚定文化自信，构建绿色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一流大学高质量建设，发展绿色教育，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新路，实现以人为本、开放共享、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有机统一。

全球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演进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高等教育在支撑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中具有关键作用，通过全周期深化人才自主培养模式、全链条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全方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全要素健全政策支撑保障体系以及全球化拓展国际交流合作五大策略，以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能，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助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建设。

数字时代高等教育迎来诸多挑战。人才培养目标、方式、评价、就业全环节面临挑战；科学研究面临范式融合与组织变革的挑战；社会服务面临开放与创新的挑战。数字化转型是应对挑战的重要途径。空间视角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将形成一个巨大的融合空间，包含三重子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的虚实融合空间、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交织的开放互联空间、数据空间与智能空间交融的数智融汇空间。融合空间的高等教育将呈现出全新的未来图景：人才培养将创生新模式新生态，科学研究将实现组织变革、范式升级，社会服务将助推人人皆学、协同创新。为实现高等教育融合空间，需要重构“空间实践”、创新“空间再现”，营造“再现空间”以及加强人机融合治理。

澳门回归25周年以来，高等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6所私立非牟利高校功不可没。目前，澳门私立非牟利高校教学规模扩张成效显著，教学质量持续提升，科研产出成果丰硕，国际化水平逐步提高，国际排名不断攀升，服务澳门及区域发展颇具实效。私立非牟利高校的成就是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其成功关键在于“一国两制”下教育治理的有效实践。澳门私立非牟利高校充分利用特区的制度优势，不断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创造了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已然成为重要趋向，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建设道路的探索迫在眉睫。基于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对12所世界一流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内生逻辑进行深入剖析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将组织合法性视为方向指引，把组织印记作为分化起点，以生态位竞争位作为跃迁动力，把组织环境作为生长基础。这对于我国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本土构想有重要启发:主动推进合法化进程，凝聚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源动力；重视组织的印记效应，开拓特色化可持续发展建设道路；树立生态位竞争意识，实现大学可持续建设飞跃式发展；构建协同性组织环境，促进大学多元主体互惠共生演化。

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协同创新是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基于大学治理视角，高校科研职责具有促进教学水平提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发展等作用。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重视程度需要加强、指导思想有待调整、专利制度亟待改进、产学研合作仍需深化、中介机构专业化水平尚待提升等问题。应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培养高水平人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专利制度；以创新文化为引导，改进激励机制，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发展意识、资源网络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之中，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既具有普遍性的后发优势，又在组织与制度、社会与生态、文化与学统上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何因应数字化时代，以数字思维和数字技术抢占未来先发契机、革新中国大学办学治学模式、延展和重构跨越式发展的后发优势是重要的时代课题。近年来，浙江大学将数字化改革作为主线，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的质效、科研创新的活力、文化传承创新的深度以及大学智治的水平，为中国大学以更大的后发优势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提供实践案例。

《学位法》正当程序制度扭转了学位立法“重实体、轻程序”的格局，得以从程序角度为学生的学位权益提供兜底保障，助益于规范高校学位管理权力，并为司法机关提供合法性裁判指引。但客观上，这一制度的流程内容尚不健全，没有充分关照不授予学位和撤销学位实践逻辑的差异性并作出区别处理，部分规则的明确性亦有待提升。《学位法》正当程序制度的规范进路包含三项内容：首先，引入听证、回避、专家评阅等机制，健全正当程序的流程内容；其次，为撤销学位设定更为严格的多数表决标准和撤销期间，规避违法的学位撤销可能给当事人及社会关系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最后，提升正当程序规则的明确性，包括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的受理应采用形式审查或无条件受理的标准，将学位评定委员会与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为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的处理部门，明确两类复核决定“校内最终决定”的效力，并将复核程序作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前置环节。

在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设置15周年之际，全面认识其改革的历史进程、内在机制与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促进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经历了酝酿奠基、试点实施和全面推广三个时期。在这过程中，它遵循着特定的改革机制。这种机制固然有其优势，但现阶段遇到了困境：三个主体的位置有待进一步理顺，强制力和诱导力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路径依赖的窠臼有待进一步突破。展望未来，教育行政部门、教指委和培养单位三主体需各就其位，凝聚改革最大合力；既要增强强制性改革的强制力，又要提升诱致性改革的诱导力；坚持连续性渐进式改革，推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实现政产学研的融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TOE理论，以114家数智新兴领域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深入分析政产学研协同的驱动路径。结果显示，高新质生产力水平包括“多元多维综合驱动型、政企学协同型、企业主导型、环境支持型”四种类型。政府创新支持政策是企业突破自身条件及外界资源限制的重要驱动因素，产学研合作、学术型高管比例增强了不同主体和路径间类型化的协作机会。未来应集聚各主体协同创新合力，增强政府对创新系统的引导统筹作用，建立符合企业发展诉求的产学研供需机制，探索形成契合区域发展特征及企业禀赋优势的政产学研合作体系。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嬗变给国际科研合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统筹推进高校有组织的国际科研合作，以国家战略目标协同科学家自由探索，成为新时期我国科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协同理论视角，通过对10项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校有组织的国际科研合作具有价值、知识和组织三个层面的协同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协同机制存在的问题，如价值和利益难以协同、信任机制缺乏、评价和管理制度支撑不足等。高校要实现有组织国际科研合作的协同效应，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构建开放、信任、共享的创新共同体形态，找准组织制度着力点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优势之间的联动，完善科研评价和管理制度等。

立法路径是法典编撰的本源性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路径是教育法典编撰过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路径主要研究教育法典的立法定位、立法模式、立法主线等重要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定位宜为领域法典，具有法律主体的集合性、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责任的领域化、调整范围的扩容性、跨部门的复合性五要素。教育法典的立法模式应为建构型实质编撰，以教育规范与教育结构互动关系，建构新型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立法主线当为教育领域关系，根据教育领域关系要素齐备说作为教育法典立法体例的设计依据。

人才培养质量事关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衡量高职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因子分析法，从人才培养投入、过程、产出3个维度，构建涵盖10项二级指标和34项三级指标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份的1 367所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指数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现象；各区域人才培养投入与产出呈现正相关关系；区域之间、省份之间、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为此，提出提升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路径，即：加强东中西部协作、促进资源流动与共享；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形成多元投入机制；形成以提升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成果评价机制等。

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深受时代特征影响的动态过程，它不仅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结果，也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互动的产物。在时代特征背景下，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角阐明了其中的复杂性，提出了重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包括辩证处理知识体系的时代性与超前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工具性与思想性、模仿性与自主性。

中国特色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的背景下，加大中国特色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力度，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和强化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的战略导向，健全和完善多元权力协调发展的内部运行体系，强化和优化校院两级组织良性互动的内部运行机制；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要着力强化党建引领作用，着力把握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着力加强高校内部重点领域改革力度，着力增强高校干部队伍办学治校水平。

新型研究型大学已在国内兴起，相关研究不少，但在某些理论问题和建设成效的研究上仍显不足。首先辨析如新、型、内在特征、持续发展等主要概念；研究新型研究型大学体现在教学、科研、服务三项职能上的内在特征：培养学生为创新者，开展三导向下的三类研究，以培养的创新者和三类研究成果贡献社会；然后分析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如创新者的培养过程有待贯通，以战略为导向的开创研究尚未推动，社会服务并未起到引领作用，大学内外部都难以坚持办学初心；最后提出，将培养创新者落实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将成为“国之重器”落实到科研行动中，将办学初心融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日常建设里，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独特的战略与策略选择。

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回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受到国家和地方愈来愈多的重视。研究型大学共同的核心要素是研究性。通过案例研究和文本编码分析发现，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要素特征包括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锚定特定科学研究领域并开展有组织科研、着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不忘初心、遵循规律，突出体现在守正创新，包括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国之重器”的作用，创新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要素特征所体现的错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研究型大学改革的方向，最终这两类研究型大学发展将“殊途同归”，并成为未来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样态。

筑牢研究生教育的心理健康基础，必须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状况。采用元分析方法，纳入2010到2023年的330篇文献（包括243?161人），对我国研究生主要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和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学业倦怠（32.7%）、睡眠问题（24.9%）、强迫问题（23.1%）、抑郁（21.0%）、焦虑（16.0%）、敌对问题（9.7%）、自杀意念（8.8%）。文献出版年代、研究生的学段和专业、测量工具对检出率具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对策与建议：重视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性，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警惕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趋势，健全追踪与监测机制；关注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差异，完善服务与支持体系；革新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工具，建立规范的检出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新形势下仍存在高层次科学类教师数量不够、职业素养水平有待提升、培养体系有待完善等现实挑战。为主动适应中小学科学类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教育部提出实施“国优计划”。该计划以优化教育结构，特别是强化科学教育为导向，发挥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跨学科资源优势，培养情怀深厚、能力卓越、具备科学与工程素养的高质量科学类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始终关注科学教育，率先成立教育学院，不断探索科学类教师培养新模式，为我国科学类教师的创新性培养提供了实践经验。

新时代十几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生培养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高素质中小学教师队伍供给不足、拔尖创新人才“前置培养”存在短板、大中小一体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亟待健全等问题。实施“国优计划”，对于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办教育，打破人才培养路径依赖，优化中小学人才培养体系等具有重要价值。高水平大学要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勇于担当“国优计划”的使命责任，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锻造思想力，厚植学生理想信仰沃土，打造价值引领生态；锻造知识力，充实学生学科交叉底蕴，打造学科孵化生态；锻造引领力，增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打造创新文化生态；锻造行动力，激发学生乐教适教潜能，打造政策环境生态。

构建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中心任务，准确把握和遵循不同类型学科划分的逻辑和价值取向，结合高等教育实际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完善问题导向和多学科研究范式，科学界定学科边界，推动学科交叉和融合，加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客观开展中美教育学研究生比较，凸显中国特色，打造高等教育学的中国式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高等教育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高等教育学体系已完成创设，但在当下缺乏解释力，亟待完善升级；高等教育研究空前繁荣，但对实践缺乏指导力，亟待精炼整合；高等教育处于教育的龙头地位，但理论创新缺乏引领力，亟待自主建构。未来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围绕“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建设来展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要重在自主，学术体系建设要重在协同，话语体系建设要重在融通。重视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三大来源：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律性意识、政府政策供给中的真理性共识、学者总结提炼创新的系统性学识。建立一个由高等教育活动的实践者、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者三者共同组成的高等教育学科知识生产的三螺旋模式。

教育法典总分式的编纂体例要求充分发挥总则中基本原则“公因式”的作用，而当前的教育法基本原则的提炼与解释面临来源单一性与性质复杂性、领域法思维与内容独立性要求、社会回应性与要件协同性的三重逐层递进的整合矛盾。应当在明确教育法部门行政法的性质定位和法律原则基本属性的理论前提下，以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以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为并行价值主线，以教育性、规范性、协同性为标准整合教育法基本原则，并以宪法在教育领域的两条价值主线确定教育法基本原则内容，以规范结构对应、法典性质对应、制度保障对应的融贯性思维推进其体系化整合。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和历史方位决定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决定了综合改革的目标任务、改革攻坚的核心关键与突破口。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在体制机制，从“放管服”改革、科教融合体制改革、高校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教学科研组织方式变革、评价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着手，破立并进，先立后破，关键在“立”。

高等教育学是我国独有的学科，作为学科建制在我国已有40年的学科史。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和内涵式发展亟需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支持。基于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学还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高等教育学“成熟”的特征包括能够解释实践中的高等教育现象，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和引领高等教育未来。影响高等教育学“不成熟”有内外部原因，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命运与其成熟度紧密相关。

自控力是高校学生学业成就增值、取得人生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系统梳理自控力多维理论概念内涵、我国高校学生自控力匮乏行为表征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化自控力观测指标体系，利用全国大学生追踪数据，分析自控力对学业成就的驱动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自控力匮乏构成我国高校学生的群体性危机，在学习、生活、网络场域呈现努力控制失败、延迟满足失败、不良作息惯习和数字分心症候特征。自控力通过学业参与的中介作用，对学生当期与长期学业成就形成显著驱动效应。研究为高校提升学生自控力、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科学支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等四个层面的中央教育组织法制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但仍存在议事协调机制有待健全、不同组织间关系有待理顺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结合历史经验、观照现实需求，充分重视教育组织法尤其是中央教育组织法，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机制和教育行政组织运行机制提供法治保障，进一步明确党对教育的领导、政府领导管理以及教育行政机关主管等不同层次的组织科学设置、职能合理配置。

加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是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地方高校作为区域内知识积累、创造与传播的主体，是原始性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传统的转让和许可等方式已面临现实困境，因此，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亟待进行股权化改革，进一步探讨和优化作价投资入股这一方式。通过文献整理、数据分析以及案例研究等方法，对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归纳和分析，总结我国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常见模式。在借鉴国内外实践案例基础上，探索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化改革的有效路径，为推动科技创新、优化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供参考，促进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良性发展。

高等教育的层次重心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经济增长而上移，为加快建设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调整高等教育“区域-层次”的矩阵结构势在必行。基于我国省域和美国州域面板数据发现：相比于美国，我国主要创新区域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占比均存在明显差距，省域高等教育层次重心普遍偏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具有“扁N型”影响，即正效应随着研究生教育占比升高先减弱，经拐点后再增强；拐点集中于30%附近，美国多数州域已接近拐点，层次结构趋于稳定，而我国多数省域仍有较大的层次抬升潜力。为此，不同地区需要科学定位，合理调控高等教育结构；多数地区均应稳步抬升高等教育层次；应在创新优势地区优先布局研究生教育增量以支撑创新高地建设。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教育数字化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是龙头，回顾过往，秉持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理念，高等教育数字化取得了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国内国际合作深化务实等显著成效，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当下，围绕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道路，武汉理工大学积极开展先导性实践探索，争做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试验田”，实现了更高质量汇聚数据资源、更高效能应用智能技术、更高水平开展国际合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提供支撑引领。展望未来，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态，深化应用服务导向，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全局性变革走向深入。

虚拟教研室是实体教研室的数字化变体，是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高等教育教学支持机制。它以学科专业教学研究、课程或课程群教学研究和重大教学改革主题研究为核心，组成全国性或区域性高校和相关机构专家学者教学研究网络，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所必需，可能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方向。虚拟教研室具有校际共生、关系松散、协同创新、学术导航等特性，应当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发挥协调、推介、平台、凝聚、导航等作用。其作用的发挥，须拥有学术高地、热心教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以及高质量研讨交流活动等条件。加强虚拟教研室建设，可采取举办教学学术论坛、组织跨校性教育教学项目研究、发挥网络连接辐射作用、建立跨校性虚拟运行机制，以及争取热心参与高校支持等举措。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尊重知识活动的生态规律，并遵循整体性原则，但由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战略的整体性、系统性不足而重点建设战略存在单一化问题，使得高等教育体系发生结构性失衡，包括非重点高校陷入资源短缺困局、高校依附性强而自主发展和服务能力弱、高校间过度竞争损害教育生态以及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同质化等问题，违背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须强化整体建设，由打造少数一流大学转向建设一流大学体系。高校集群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范式，引导高校在强化校际合作中实现协同创新和效能增值，是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有效实践路径。为此，应通过高校集群治理为高校集群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奠定学科基础和加强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