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融汇是将科研与教育两个系统置于共生共荣、相互依赖的发展场域中，共同作用于人才培养实践活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教育与科研的重要交汇点，强化彼此的深度融合能够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实现协同效应，产生超越简单叠加的显著成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成长规律，打破大中小学各学段的壁垒，有效衔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实现不同学段层次的差异培养、合理延展、有效贯通，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贯通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要突破现有的人才培养常规模式，也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门培养。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治理大致经历了政府直接管理（1949—1997年）、局部赋权管理（1998—2011年）和探索协同治理（2012年至今）三种既有路径。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仅依靠既有路径已现困顿，当前尚存在政府边界感不强、社会参与度不高、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习惯于自身主导、角色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治理规则和方式建设滞后等现实困境。有鉴于此，提出将“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高等教育治理机制之中，以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治理从“科层制条块分割”走向“基于数字空间的整体运作”、从“反应式治理”走向“预测性治理”、从“基于经验的模糊决策”走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决策”。同时，为了避免人工智能赋能对高等教育治理产生不良影响，建议树立“技术性与人文性并重”的高等教育治理理念、构建“物质性与规范性兼顾”的高等教育治理基座、推行“开放性与安全性结合”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以辅导员一对一谈心谈话为核心的深度辅导是助力资优困难大学生高效适应的重要途径，是消除教育过程与结果不平等的创新举措。基于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燕园起航”项目中的深度辅导活动，以自我主导理论和学习伙伴模型为基础，探究深度辅导对资优困难大学生发展的影响以及辅导员的角色。量化分析表明，深度辅导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质性分析发现，“看见”“共情”“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是辅导员进行深度辅导的三大策略。在深度辅导过程中，辅导员实现了从监督者、管理者到陪伴者、支持者的角色转变，学生实现了从“依附”到“自主”的转型。建议完善高校深度辅导活动的外部支持系统，发挥非经济支持计划在资优困难大学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通过对全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中大学生“关于高考综合改革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议”开放题的4 432份有效答卷数据分析发现，高考试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存在难以统一测量和易造成应试教育的局限，但可发挥智育对德体美劳四育的促进作用并提升智育考核质量；选科制度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需要加强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和师资队伍建设相配套，并优化赋分机制和招生计划分配；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面临城乡、家庭差异问题，内容设计与实践操作尚待完善。建议努力把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合理使用高考试卷、选科制度、综合素质评价三类不同效力的政策工具，正确认识高考改革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建构者是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因素。学术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解知识体系建构者的学术成长与阶段任务提供了恰切的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知识体系建构者的学科规训塑造了头脑中具有稳定秩序的心智结构，并受到知识本土化学科化的影响；知识体系建构基础与建构逻辑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传递，表征为建构者对中西方知识的价值区分与偏见、主体性迷失和“西方中心主义”迷信倾向。理性行动逻辑阶段论含蓄地表达了一种影响建构者学术生命历程的阶段性发展思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阶段与建构者表现出的特征相匹配。从跨学科与实践性，到规范性与依附性，再到反思性与尝试性，建构者必须找准所处阶段的立足点，有借鉴、有改造、有创新地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基于全国教育博士培养单位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博士生不同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发现不同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学术志趣动机有助于能力提升与学习满意度，功利取向动机则有助于促进学位完成，学习投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两种动机的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学术志趣动机更多受学术氛围、导师指导与课程教学等内在因素影响，功利取向动机则更多受同伴互助与学业管理等外在因素影响。教育博士生学习动机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并非单纯的知识积累和论文发表，契合学位设立初衷。因此，培养高校应优化制度安排，明确教育博士专业定位与培养目标，突出其应用性、实践性与创新性，营造良好环境，调整优化学习动机，激发学习投入。

STEM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途径，人工智能时代更要加强STEM教育。人工智能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量，正通过颠覆性技术为科教融合赋能。人工智能赋能STEM教育的重点在于建立新场景及开发新应用，目前已创造游戏化学习、社交化学习、协同学习式、自主学习型、问题驱动式、项目探究型六种新场景并开发了评价、管理、教学、课堂学习以及课外学习五大类大模型应用。STEM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遵循“观察现象-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内在机理，融合成效的关键在于教师，人工智能赋能使人机协同的新智商超越人类自身智商的局限性。

大科学时代是二战后科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征，大科学时代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是审视高等教育活动的一个新视角。高等教育从小科学时代走向大科学时代，是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重构过程。在大科学时代，高等教育如何保持自身的存在价值、整体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转型、大学改革向何处去、拔尖创新人才如何培养等，正在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大科学时代，需要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责任，重新思考大学、学科、专业的存在形式和价值。

数字能力供给水平关乎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进程。基于二阶结构方程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对工科本科生进行系统评价。结果显示，高阶实践性数字能力是促进数字能力高水平发展的关键；所有专业类学生“技术伦理与安全规范、技术更新与移植能力、数字能力综合基础”评分比率最高，但实践层面的数字能力水平均较低；在数字能力综合水平上，呈现出“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仪器类>电气类>机械类专业”态势，且不同专业类各数字能力熟练度排序具有内在一致性；制造业亟需“软硬件协同控制能力、生产过程管理与评价能力”，但学生供给水平较低，供需关系呈现“失衡态”。未来应进一步创新教学模式与过程，优化课程体系与资源建设，完善数字能力培养生态。

学术认同的建构是博士生学术成长中的重要环节。基于对53名博士生访谈资料的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发现，博士生学术认同的形成是自身学术嵌入、学术共同体濡化、组织环境与学科文化影响以及社会环境塑造共同作用的结果。博士生通过学术活动的参与、学术网络的构建、学术对话的实现、学术贡献的锚定等形式嵌入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认可的提供、学术角色的塑造、学术价值的引导、学术品格的涵育等方式对博士生产生濡化作用。在博士生嵌入学术共同体及学术共同体对博士生濡化的过程中，组织环境与学科文化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同时，社会环境（社会需求和就业形势）也在无形中塑造着博士生的学术认同。

基于2012—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够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并通过人才集聚和区域创新、创业发挥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起正向调节作用；产学研合作和政府支持在其中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门槛效应，且存在金融发展水平的最优区间。据此，应以促进科技、数字及绿色生产力协调发展为着力点，打造全面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优质生态；科学调整产业布局以主动牵引和承接成果外溢，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梗阻；打好科技成果转化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组合拳”，积极探求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最优金融支持区间；建构差异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支持体系，鼓励区域间错位发展。

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作为教育科技人才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的功能，以结构优化促进科技人才培养。优化学科结构，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能力。优化层次结构，提高理工农医类研究生人才培养水平，加强专业研究生特别是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优化类型结构，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人才培养规模。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建立与科技创新集群相适应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适应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发展需要。

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引入政府规制理论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制度的适切性和迫切性。政府规制于高等教育质量而言具有丰富的内涵，表现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国家意志、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国家话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国家秩序和培养多类型高素质人才的国家需要。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政府规制同样面临“规制失灵”的可能。其表征为：政治视阈下政策目标和政策监控的层层加码、政策工具和政策反馈的层层衰减、政府规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存疑；经济视阈下不完全信息所决定的有限理性、具有理性和私利的“经济人”的出现；文化视阈下重政治而轻效益、重人情而轻法制。遵循“外部变革-内部完善”逻辑，“规制治理”倡导的放松规制、激励规制、合作规制和法律规制，为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出路。

院校研究以服务院校决策为根本使命，但院校研究机构发展受多种环境因素影响，很难平衡学术创新与决策服务之间的关系。引入库尔特·勒温经典组织变革理论的“解冻-变革-再冻结”三阶段模型，考察一所中国典型院校研究机构组织变革的历史截面和过程机制，窥视其如何在内外环境变化交织中实现集成性发展。研究发现，院校研究机构组织变革现象可见于两个维度：内外情境变化、资源获取利用和研究范式创新是推动组织变革的核心因素；学科藩篱与协同创新需要、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旨趣分野、个人发展与集体形象塑造等三对矛盾的消解与平衡是维系变革稳定的关键因素。分析过程呈现了院校机构变革过程的一般规律，也回应了智库建设话语、学术评价改革等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呈现了我国院校研究机构发展与变革的一种可能选择。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立法亟需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典，既是全面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推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题中之义，又是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通过借鉴我国《民法典》的编撰技术与实践经验，可知教育法典的总则充当着整部法典的核心角色。因此，有必要对教育法典总则的功能和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为其编撰工作提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首先，系统阐释法典化目标下我国教育法典总则的重要意义能够为其编撰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其次，科学界定教育法典总则的功能定位，立足其作为未来教育法典的基本准则、教育领域指导法、受教育权保障法、教育现代化引领法的使命要求；最后，依托逻辑前提、逻辑基点、逻辑主线的立法路径，实现教育法典总则从总体立法模式选择到具体文本设计的体系续造。

为促进教师教学投入，各级政府与高校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其实质作用仍有待考察。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对影响教师教学投入的各类资源进行分析发现：在高校层面，图书资源、主观感知的高校对教学的支持均能够积极影响教师的教学投入，且后者的影响效应更强；高校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反而会消极影响教师教学投入；高校空间资源和经费资源对教师教学投入的影响不显著。在个体层面，教师教学效能感会对教学投入产生积极影响。在高校与个体层面的跨层影响中，高校图书资源与教师的教学自我效能感存在替代效应，即对于低教学效能感的教师而言，图书资源能更加有效弥补效能感的不足，从而更大程度上促进教学投入。

过分强调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劳动力市场错配现象凸显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旋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阶段性、区域异质性特征明显，总体发展水平偏低，但联动效果呈平稳上升趋势；受人力资本正外部性和产业转移的规模经济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产业革新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地区间产生显著的条件β收敛过程和俱乐部稳态收敛。据此，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布局的空间联动机制应充分发挥地区资源禀赋特色，遵循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流动方向进行院校、学科布局，为聚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创效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动力源和发力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作为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人才成长的赛道，高等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后备人才的苗圃。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才能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方向，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要主动适应科技创新人才需求，推进高等教育育人模式变革；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多元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积极拥抱智能时代科技革命，塑造高等教育数字化新形态；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开放创新生态。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是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讨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及其紧迫性，回答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主体及其行动选项，探讨基于治理现代化目的的大学治理改革的行动路径。

家庭背景是学生进行高等教育选择决策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相对优势家庭倾向于以“上名校”作为强基计划的选择动机，则强基计划的选拔有效性极有可能受到削弱。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开展的全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对学生家庭背景与强基计划选择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强基学生中以专业兴趣为选择动机的比例高于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比例，且家庭背景与专业兴趣动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较之相对弱势家庭，相对优势家庭的强基学生更热衷于追逐名校。这种对名校的偏好主要体现在那些来自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的学生群体中。倡导尊重与支持子女的家庭关系、给予学生充分的信息支持有助于减少相对优势家庭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有助于鼓励以专业兴趣为导向的强基计划选择动机。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进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同时，诱发了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塑造大学生创造力的能力，其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取决于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以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意识。技术便捷性与优绩主义催生的功利化学习方式之间的张力，学术伦理和道德规范意识薄弱与技术监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是引发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进而扼杀大学生创造力的关键。自我调节学习不仅能够减少大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还能有效降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对大学生创造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帮助其理性对待智能技术，减少不当使用行为，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大学生创造力提升的关键。

行业企业等产业机构与高等教育的互动与共生由来已久。随着产教融合形态在全球各地持续演进，各类产业机构已深嵌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维度，推动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也成为其重要功能。高等教育枢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型表征，然而既有理论话语对产业机构在枢纽形成中的作用缺乏观照。基于全球案例，产业机构在学生、人才、知识/创新三类枢纽建设中通过与高等教育机构的联动，分别发挥着提升本国教育品牌影响力、吸引全球人才以及推动知识生产与转化等作用。对产业机构在全球各类型枢纽建设中角色类型的阐释亦可为本土实践提供启示。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世界强国的先决条件。着眼全球高等教育变革趋势与未来前景，深入分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历史方位与形势挑战，结合绿色教育的理论框架和核心特征，探究高等教育转型的中国策略：聚焦人才自主培养，构建绿色育才树人体系；聚焦学科自主构建，构建绿色学科发展体系；聚焦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绿色科技创新体系；聚焦坚定文化自信，构建绿色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一流大学高质量建设，发展绿色教育，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新路，实现以人为本、开放共享、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有机统一。

全球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演进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高等教育在支撑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中具有关键作用，通过全周期深化人才自主培养模式、全链条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全方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全要素健全政策支撑保障体系以及全球化拓展国际交流合作五大策略，以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能，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助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建设。

数字时代高等教育迎来诸多挑战。人才培养目标、方式、评价、就业全环节面临挑战；科学研究面临范式融合与组织变革的挑战；社会服务面临开放与创新的挑战。数字化转型是应对挑战的重要途径。空间视角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将形成一个巨大的融合空间，包含三重子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的虚实融合空间、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交织的开放互联空间、数据空间与智能空间交融的数智融汇空间。融合空间的高等教育将呈现出全新的未来图景：人才培养将创生新模式新生态，科学研究将实现组织变革、范式升级，社会服务将助推人人皆学、协同创新。为实现高等教育融合空间，需要重构“空间实践”、创新“空间再现”，营造“再现空间”以及加强人机融合治理。

澳门回归25周年以来，高等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6所私立非牟利高校功不可没。目前，澳门私立非牟利高校教学规模扩张成效显著，教学质量持续提升，科研产出成果丰硕，国际化水平逐步提高，国际排名不断攀升，服务澳门及区域发展颇具实效。私立非牟利高校的成就是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其成功关键在于“一国两制”下教育治理的有效实践。澳门私立非牟利高校充分利用特区的制度优势，不断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创造了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已然成为重要趋向，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建设道路的探索迫在眉睫。基于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对12所世界一流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内生逻辑进行深入剖析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将组织合法性视为方向指引，把组织印记作为分化起点，以生态位竞争位作为跃迁动力，把组织环境作为生长基础。这对于我国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本土构想有重要启发:主动推进合法化进程，凝聚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源动力；重视组织的印记效应，开拓特色化可持续发展建设道路；树立生态位竞争意识，实现大学可持续建设飞跃式发展；构建协同性组织环境，促进大学多元主体互惠共生演化。

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协同创新是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基于大学治理视角，高校科研职责具有促进教学水平提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发展等作用。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重视程度需要加强、指导思想有待调整、专利制度亟待改进、产学研合作仍需深化、中介机构专业化水平尚待提升等问题。应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培养高水平人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专利制度；以创新文化为引导，改进激励机制，深化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发展意识、资源网络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之中，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既具有普遍性的后发优势，又在组织与制度、社会与生态、文化与学统上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何因应数字化时代，以数字思维和数字技术抢占未来先发契机、革新中国大学办学治学模式、延展和重构跨越式发展的后发优势是重要的时代课题。近年来，浙江大学将数字化改革作为主线，全方位提升人才培养的质效、科研创新的活力、文化传承创新的深度以及大学智治的水平，为中国大学以更大的后发优势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提供实践案例。

《学位法》正当程序制度扭转了学位立法“重实体、轻程序”的格局，得以从程序角度为学生的学位权益提供兜底保障，助益于规范高校学位管理权力，并为司法机关提供合法性裁判指引。但客观上，这一制度的流程内容尚不健全，没有充分关照不授予学位和撤销学位实践逻辑的差异性并作出区别处理，部分规则的明确性亦有待提升。《学位法》正当程序制度的规范进路包含三项内容：首先，引入听证、回避、专家评阅等机制，健全正当程序的流程内容；其次，为撤销学位设定更为严格的多数表决标准和撤销期间，规避违法的学位撤销可能给当事人及社会关系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最后，提升正当程序规则的明确性，包括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的受理应采用形式审查或无条件受理的标准，将学位评定委员会与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为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的处理部门，明确两类复核决定“校内最终决定”的效力，并将复核程序作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前置环节。

在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设置15周年之际，全面认识其改革的历史进程、内在机制与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促进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经历了酝酿奠基、试点实施和全面推广三个时期。在这过程中，它遵循着特定的改革机制。这种机制固然有其优势，但现阶段遇到了困境：三个主体的位置有待进一步理顺，强制力和诱导力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路径依赖的窠臼有待进一步突破。展望未来，教育行政部门、教指委和培养单位三主体需各就其位，凝聚改革最大合力；既要增强强制性改革的强制力，又要提升诱致性改革的诱导力；坚持连续性渐进式改革，推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实现政产学研的融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TOE理论，以114家数智新兴领域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深入分析政产学研协同的驱动路径。结果显示，高新质生产力水平包括“多元多维综合驱动型、政企学协同型、企业主导型、环境支持型”四种类型。政府创新支持政策是企业突破自身条件及外界资源限制的重要驱动因素，产学研合作、学术型高管比例增强了不同主体和路径间类型化的协作机会。未来应集聚各主体协同创新合力，增强政府对创新系统的引导统筹作用，建立符合企业发展诉求的产学研供需机制，探索形成契合区域发展特征及企业禀赋优势的政产学研合作体系。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嬗变给国际科研合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统筹推进高校有组织的国际科研合作，以国家战略目标协同科学家自由探索，成为新时期我国科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协同理论视角，通过对10项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校有组织的国际科研合作具有价值、知识和组织三个层面的协同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协同机制存在的问题，如价值和利益难以协同、信任机制缺乏、评价和管理制度支撑不足等。高校要实现有组织国际科研合作的协同效应，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构建开放、信任、共享的创新共同体形态，找准组织制度着力点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优势之间的联动，完善科研评价和管理制度等。

立法路径是法典编撰的本源性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路径是教育法典编撰过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路径主要研究教育法典的立法定位、立法模式、立法主线等重要问题。教育法典的立法定位宜为领域法典，具有法律主体的集合性、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责任的领域化、调整范围的扩容性、跨部门的复合性五要素。教育法典的立法模式应为建构型实质编撰，以教育规范与教育结构互动关系，建构新型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立法主线当为教育领域关系，根据教育领域关系要素齐备说作为教育法典立法体例的设计依据。

人才培养质量事关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衡量高职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因子分析法，从人才培养投入、过程、产出3个维度，构建涵盖10项二级指标和34项三级指标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份的1 367所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指数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现象；各区域人才培养投入与产出呈现正相关关系；区域之间、省份之间、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为此，提出提升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路径，即：加强东中西部协作、促进资源流动与共享；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加快形成多元投入机制；形成以提升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成果评价机制等。

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深受时代特征影响的动态过程，它不仅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结果，也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互动的产物。在时代特征背景下，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角阐明了其中的复杂性，提出了重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包括辩证处理知识体系的时代性与超前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工具性与思想性、模仿性与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