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育人机制是缓解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失配矛盾的关键。基于AI大语言模型混合研究，系统分析企业参与产教融合育人现状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产教融合育人面临“产冷教热”与“合而不深”的结构性矛盾。质性文本分析显示，教研产出滞后、制度赋权失衡、激励机制不足、信息资源阻滞是制约企业深度参与育人的核心因素。定量分析印证上述四大制约因素对产教融合育人深度形成显著冷却效应。对此，要通过打破人才评价体系桎梏、明晰企业育人权责边界、构建多元激励机制等，强化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激发产教融合活力。

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已成为提升科研效率的重要工具，然而，其对科研产出的具体影响仍有待揭示。基于2024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研究通过倾向值匹配和逆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方法，探讨GenAI对博士生科研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GenAI使博士生科研总产出提升6.5%，国际发表提升6.9%，顶级期刊发表提升达16.5%。然而，技术红利并未被平等分享，性别与年龄等因素构成了显著的使用壁垒。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GenAI的使用收益在不同学科和学术环境中呈现出显著差异。对于导师指导不足的博士生，尽管GenAI提升了论文总数和国际期刊发表量，但未能显著增加顶级期刊的发表。基于此，建议将GenAI系统性融入博士生培养体系，建设智能资源共享平台，并强化使用的伦理规范与公平性保障，以推动技术合理应用、数字红利公平共享，进而推动博士教育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学术地位内蕴学术共同体对个体的学术性分等和国家对个体的制度性分等双重意义。基于对国家级人才项目的案例研究，创新性地将学术地位纳入国家学术治理体系进行考量，精细化分析学术地位通过竞赛型授予标准、交织型认可机制、阶梯式进阶方式和综合型激励系统作用于大学教师的需求、动机与行为的过程。人才项目是组织聚焦于治理对象的认知过程、决策心理和行为规律的有意设计，其通过个体的需求塑造、动机调整和行为选择，以非强制性、低成本的利益驱动与意义引导来推动治理目标的达成。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背后多样化、持续性的动力机制，并为学术治理实践提供启示。

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揭示高校学位点优化调整决策路径的实然样态。研究发现，高校学位点优化调整决策在国家调控、省级统筹框架下，遵循服务需求、创新发展、优势特色、保障质量的决策原则，其制度体系呈现“国家规制为主，校本特色为辅”总体特征，同时高校构建“刚性约束-柔性保障-动态反馈”的质量管理机制，将动态监测与评估结果有效联动以支持学位点优化调整决策。基于决策路径存在的现实问题，从“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网状共振”“基座支持”四个维度针对“制度完善”“博弈平衡”“学科交叉”“数据赋能”四个方面提出完善高校学位点优化调整决策路径的优化策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根据教育部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工作部署，组织召开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工作推进会。学会将高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旗帜，深化高等教育研究；构建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强化有组织科研；引领学以致用的学术风尚，转变研究范式；产出高质量创新成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以实际行动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聚合力、激活力、添动力，以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类型多样性与演化路径复杂性。基于“本土-国际”和“传统-创新”双重张力视角，可建构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四种理想型，即“国际学术传承型”“国际创新引领型”“本土文化守望型”“本土创新优先型”。各类型在学科发展诉求、国家政策引导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呈现动态交互演化趋势。鉴于此，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应在全球竞争与本土适应、常规知识积累与创新突破间达成平衡，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功能及战略定位。

破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西方路径依赖”、健全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机制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突破口。推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策支持的学理逻辑，以实现从“外部引进”到“强化自给”的自主性提升、从“被动追赶”到“领跑冲刺”的创新性定位、从“整齐划一”到“精准分类”的差异化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相关政策支持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包括同质化支持，对于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性关注不够；间歇性支持，贯通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政策连续性有待提升；割裂性支持，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育人合力不足；被动性支持，自主创新的能动性机制不健全等。促进相关政策调适应坚持精准化治理思维，通过分类支持、贯通支持、协同支持和专项支持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多元化发展。

《学位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为学位撤销情形的兜底条款，包括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类撤销事由。兜底条款将学位撤销与不授予学位的条件相关联，意味着任何违反学位授予要件的行为均可启动学位撤销程序，但仅当行为构成“严重违法”时，方可撤销学位。其中，学术性撤销事由严重违法的判断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属于校规中不应当授予学位情形、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行为性质达到“代写、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的程度。非学术性撤销事由则包括严重违反学位授予的政治要件和道德要件的行为，前者需构成《刑法》规定的政治类犯罪，后者需违反《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且具备道德可责性。仅当上述两类行为侵害了《学位法》保护的法益，表现为产生恶劣社会影响、严重损害高校声誉时，才具备撤销学位之必要。

制度建设与完善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及其重要性，以及制度概念及其理论解读的基础上，阐释了制度与高等教育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继而从高等教育治理主体必须强化制度之于高等教育治理重要性的理性认识，政府必须加强有利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建设，大学必须加强回归大学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的制度建设与完善，讨论了基于制度理性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选项。

智慧教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工具使用，从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乃至教育形态改变了高等教育全环节。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技术先行而理论基础不明晰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为技术发展与教育实践在本位理念冲突、教学模式融合困难、评价机制滞后三个方面，阻碍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于教育哲学、认知科学、复杂科学等经典理论，剖析高等教育领域中智慧生态系统重构的学理基础。以教育理念为基础、学习场域建设为途径、绿色教育为目标，构建智慧教育复杂生态系统，实现高等教育“大规模个性化”教育理念、“全时全域全知识学习”场景、“人机智能协同创新”范式的智能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持续、高效、健康发展。

全球发展战略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一流大学全球发展战略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作用下的生动实践进行系统规划，为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国家战略需求与全球福祉增长而制定实施的系统性行动指导框架。其应具有合法性、系统性、动力性、在地性、符号性与开放性等贯穿于战略制定、实施及反馈等各阶段的内在特性。其制定实施的具体路径应包括扫描发展情境，识别机遇挑战；明确大学使命，发挥战略引领；优化运行体系，提高组织效能；实行动态反馈，形成评价闭环等四大环节。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高校教学管理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深入推进实现学生主体价值、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及关注学生学习效果；通过“三角互证”，研究将其概括为六个维度、29个要素指标，以江苏省内8所本科高校学生为对象，开展“本科高校教学管理学生需求”调查，利用KANO模型分析优化方法计算出相应指标的Better-Worse系数，并将指标分散在建立二维象限图中。基于此，提出解决当务之“急”、优先满足学生对教学管理的必备型需求，关注殷切之“盼”、重点改进学生对教学管理的期望型需求，纾解百结“难愁”、有针对性地优化学生对教学管理的魅力型需求等意见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激励机制方面，仍然需要认真总结改革创新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加快推进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改革应进一步以人为本,资产管理应进一步关注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的特殊性,评价改革应进一步加强分类评价,横向科研经费改革应进一步扩大科技人员的自主权,高校综合改革应进一步疏通激励机制的堵点,有效解决部分高校及其科技成果完成人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的问题。

编者按：创新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创造之人才造就创新之国家。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均提出“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是大学素质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为全面深化素质教育，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智慧教育研究分会联合《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以“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为主题组织笔谈，精选文章，以飨读者。

通过分析36所首批强基计划试点高校转段工作的相关文本，从“如何转段”和“转去哪里”两方面归纳转段的运行现状，发现试点高校结合政策要求与自身情况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工作办法，但需避免转段功能的简化；在政策空间内提供了多元去向可能，但需加强对学生发展选择的统筹安排和科学引导；虽意识到学段衔接的重要性，但尚未完成后续培养的完整布局。建议各试点高校把握转段“选育一体”的特色，发挥累积效应；基于学科特质和人才培养规律，深化多路径、高适切的实践探索；加强相关主体协同，行好多元人才培养的每一公里。

在我国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型过程中，实验室研究方向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机制亟待关注。基于混合案例研究发现：当实验室从事开创性研究时，博士生将发展面向前沿的开拓创新能力，但开创性研究失败风险极大，一旦失败，博士生无法获得学术绩效；当实验室从事探索性研究时，博士生也将发展创新能力，但学术绩效难以得到保证；当实验室从事程序性研究时，博士生难以充分发展创新能力，却能取得较高的学术绩效。在过度绩效导向的人才评价与选拔制度下，未充分发展创新能力的博士生却反而更可能被拣选。据此，应破除过度绩效导向的取人标准，在选拔与评价后备人才时以创新价值为基本导向，在项目资助时适度向从事开创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的博士生倾斜。

高校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对提升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然而，实践中许多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意愿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呈现出“强意愿、弱行为”的悖离现象。基于21位高校教师的访谈资料，分析其教学学术研究意愿和行为的形成、悖离与演变逻辑。研究发现：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意愿是其教学学术研究认知、效价评估与行为控制力复合驱动的结果；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行为并非完全是教学学术研究意愿的产物，教学学术研究行为阻力强于动力、教学学术研究计划不当、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不利，是导致教师教学学术研究行为与意愿发生悖离的根源；教师教学学术研究意愿和行为会随着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的变化而发生动态演变。未来，院校管理部门可重点优化指令性、示范性、资源性和个体性教学学术研究情境线索，推动教师深度教学学术研究行为的形成。

基于经济网络分析视角系统界定重要教育中心的理论内涵，探索提出从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变的理念和路径，认为在新中心演进过程中将会衍生出新的教育中心形态。由此，教育中心新形态应该是我国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的目标形态。新型世界教育观通过引领教育范式变革，为教育中心新形态提供了理念支撑。通过分析国内外教育发展动态趋势及开放合作实践，研究揭示重要教育中心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讨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政策路径的新指向，即秉持新型世界教育观深化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完善体制机制赋能人才培养“引进来”与“走出去”，推动涉外教育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将这一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并取得实效，需要准确理解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内涵与标志，理清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与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高等教育龙头之间的联系，把准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与教育强国的“六个特质”和“八大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认清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明晰推进的策略。

项目制形成于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长期实践，兼具国家目的性和开放竞争性的优势，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从法律视角分析，高等教育项目制治理源于公共行政中的契约理念，具有行政契约的法律属性。基于这一定位，高等教育项目制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有二：其一是基于行政契约属性规范行政机关与高校/教师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政机关具有行政优益权，同时负有保障高校和教师合法预期利益的义务；其二要遵循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

每一种理论在解释力上都有其尺度限制。社会科学理论的尺度包括内部尺度和外部尺度，内部尺度代表了概念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及其外延性的边界，外部尺度代表了理论维持其解释力的时间和空间边界。正确认识高等教育理论的尺度，是理解理论价值的基础。以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为例，理论的内部尺度被误读，导致高等教育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界限被误解；理论的外部尺度受到忽视，使得原生理论在传播中形成了众多衍生理论。内部尺度决定了理解理论的角度，外部尺度决定了理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高等教育理论建构不能回避理论的尺度，应当积极建构大外部尺度下一般性的高等教育理论。

我国长期面临卓越工程师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境遇，这种供需失衡直观反映在校企双方对于卓越工程师素养的认知差异上。通过在BOSS直聘网站抓取7 914条企业工程师招聘信息以及遴选部分代表性高校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运用文本分析法比较高校供给侧与企业需求侧对于卓越工程人才素养的认知需求差异并究其成因。研究发现，校企间沟通激励不足、选择性执行、信息不对称等加剧了双方对卓越工程师素养的认知间隙。为弥合认知间隙以提升卓越工程师培养成效，需打破传统校企委托代理身份，拓宽育人主体的角色边界；重构校企话语情境，健全专业认证与资格认证有机衔接的规范化制度；整合卓越工程师核心素养，推进多重委托的协调分工。

科目改革是新高考改革的核心与难点。基于熵权TOPSIS模型评估各省份新高考科目改革评价指标数据差异情况，研究表明：各省份对新高考科目改革实施情况评价差异较大，不同群体间呈现出显著省际差异。各省份选科评价排名差异与新高考批次安排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主观规范是影响各省学生群体选科评价的主要障碍因子，家庭影响是主要影响指标。行为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是影响各省教师群体选科评价的主要障碍因子，选科制度的整体满意度及学生专业发展和职业规划是主要影响指标。深化新高考科目改革，应采取制定与区域教育生态适配的选科指导方案、健全公平优先的教育资源调配机制、推进区域内教育资源精准布局，以及构建家校社协同全链条育人生态等推进策略。

科教融汇是将科研与教育两个系统置于共生共荣、相互依赖的发展场域中，共同作用于人才培养实践活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教育与科研的重要交汇点，强化彼此的深度融合能够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实现协同效应，产生超越简单叠加的显著成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成长规律，打破大中小学各学段的壁垒，有效衔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实现不同学段层次的差异培养、合理延展、有效贯通，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贯通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要突破现有的人才培养常规模式，也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门培养。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治理大致经历了政府直接管理（1949—1997年）、局部赋权管理（1998—2011年）和探索协同治理（2012年至今）三种既有路径。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仅依靠既有路径已现困顿，当前尚存在政府边界感不强、社会参与度不高、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习惯于自身主导、角色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治理规则和方式建设滞后等现实困境。有鉴于此，提出将“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高等教育治理机制之中，以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治理从“科层制条块分割”走向“基于数字空间的整体运作”、从“反应式治理”走向“预测性治理”、从“基于经验的模糊决策”走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决策”。同时，为了避免人工智能赋能对高等教育治理产生不良影响，建议树立“技术性与人文性并重”的高等教育治理理念、构建“物质性与规范性兼顾”的高等教育治理基座、推行“开放性与安全性结合”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以辅导员一对一谈心谈话为核心的深度辅导是助力资优困难大学生高效适应的重要途径，是消除教育过程与结果不平等的创新举措。基于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燕园起航”项目中的深度辅导活动，以自我主导理论和学习伙伴模型为基础，探究深度辅导对资优困难大学生发展的影响以及辅导员的角色。量化分析表明，深度辅导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质性分析发现，“看见”“共情”“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是辅导员进行深度辅导的三大策略。在深度辅导过程中，辅导员实现了从监督者、管理者到陪伴者、支持者的角色转变，学生实现了从“依附”到“自主”的转型。建议完善高校深度辅导活动的外部支持系统，发挥非经济支持计划在资优困难大学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通过对全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中大学生“关于高考综合改革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议”开放题的4 432份有效答卷数据分析发现，高考试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存在难以统一测量和易造成应试教育的局限，但可发挥智育对德体美劳四育的促进作用并提升智育考核质量；选科制度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需要加强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和师资队伍建设相配套，并优化赋分机制和招生计划分配；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面临城乡、家庭差异问题，内容设计与实践操作尚待完善。建议努力把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合理使用高考试卷、选科制度、综合素质评价三类不同效力的政策工具，正确认识高考改革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建构者是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因素。学术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解知识体系建构者的学术成长与阶段任务提供了恰切的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知识体系建构者的学科规训塑造了头脑中具有稳定秩序的心智结构，并受到知识本土化学科化的影响；知识体系建构基础与建构逻辑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传递，表征为建构者对中西方知识的价值区分与偏见、主体性迷失和“西方中心主义”迷信倾向。理性行动逻辑阶段论含蓄地表达了一种影响建构者学术生命历程的阶段性发展思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阶段与建构者表现出的特征相匹配。从跨学科与实践性，到规范性与依附性，再到反思性与尝试性，建构者必须找准所处阶段的立足点，有借鉴、有改造、有创新地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基于全国教育博士培养单位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博士生不同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发现不同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学术志趣动机有助于能力提升与学习满意度，功利取向动机则有助于促进学位完成，学习投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两种动机的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学术志趣动机更多受学术氛围、导师指导与课程教学等内在因素影响，功利取向动机则更多受同伴互助与学业管理等外在因素影响。教育博士生学习动机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并非单纯的知识积累和论文发表，契合学位设立初衷。因此，培养高校应优化制度安排，明确教育博士专业定位与培养目标，突出其应用性、实践性与创新性，营造良好环境，调整优化学习动机，激发学习投入。

STEM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途径，人工智能时代更要加强STEM教育。人工智能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量，正通过颠覆性技术为科教融合赋能。人工智能赋能STEM教育的重点在于建立新场景及开发新应用，目前已创造游戏化学习、社交化学习、协同学习式、自主学习型、问题驱动式、项目探究型六种新场景并开发了评价、管理、教学、课堂学习以及课外学习五大类大模型应用。STEM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遵循“观察现象-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内在机理，融合成效的关键在于教师，人工智能赋能使人机协同的新智商超越人类自身智商的局限性。

大科学时代是二战后科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征，大科学时代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是审视高等教育活动的一个新视角。高等教育从小科学时代走向大科学时代，是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重构过程。在大科学时代，高等教育如何保持自身的存在价值、整体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转型、大学改革向何处去、拔尖创新人才如何培养等，正在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大科学时代，需要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责任，重新思考大学、学科、专业的存在形式和价值。

数字能力供给水平关乎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进程。基于二阶结构方程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对工科本科生进行系统评价。结果显示，高阶实践性数字能力是促进数字能力高水平发展的关键；所有专业类学生“技术伦理与安全规范、技术更新与移植能力、数字能力综合基础”评分比率最高，但实践层面的数字能力水平均较低；在数字能力综合水平上，呈现出“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仪器类>电气类>机械类专业”态势，且不同专业类各数字能力熟练度排序具有内在一致性；制造业亟需“软硬件协同控制能力、生产过程管理与评价能力”，但学生供给水平较低，供需关系呈现“失衡态”。未来应进一步创新教学模式与过程，优化课程体系与资源建设，完善数字能力培养生态。

学术认同的建构是博士生学术成长中的重要环节。基于对53名博士生访谈资料的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发现，博士生学术认同的形成是自身学术嵌入、学术共同体濡化、组织环境与学科文化影响以及社会环境塑造共同作用的结果。博士生通过学术活动的参与、学术网络的构建、学术对话的实现、学术贡献的锚定等形式嵌入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认可的提供、学术角色的塑造、学术价值的引导、学术品格的涵育等方式对博士生产生濡化作用。在博士生嵌入学术共同体及学术共同体对博士生濡化的过程中，组织环境与学科文化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同时，社会环境（社会需求和就业形势）也在无形中塑造着博士生的学术认同。

基于2012—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够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并通过人才集聚和区域创新、创业发挥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起正向调节作用；产学研合作和政府支持在其中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门槛效应，且存在金融发展水平的最优区间。据此，应以促进科技、数字及绿色生产力协调发展为着力点，打造全面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优质生态；科学调整产业布局以主动牵引和承接成果外溢，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梗阻；打好科技成果转化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组合拳”，积极探求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最优金融支持区间；建构差异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支持体系，鼓励区域间错位发展。

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作为教育科技人才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的功能，以结构优化促进科技人才培养。优化学科结构，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能力。优化层次结构，提高理工农医类研究生人才培养水平，加强专业研究生特别是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优化类型结构，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人才培养规模。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建立与科技创新集群相适应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适应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