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与完善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及其重要性，以及制度概念及其理论解读的基础上，阐释了制度与高等教育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继而从高等教育治理主体必须强化制度之于高等教育治理重要性的理性认识，政府必须加强有利于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建设，大学必须加强回归大学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的制度建设与完善，讨论了基于制度理性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行动选项。

人才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其培养链条从学校教育至劳动力市场选聘的延伸,决定对应的学生评价与用人评价应于关系中被认识和定义。运用关系性思维审视现存问题可知，二者“五唯”问题的勾连源于学校评价、用人单位评价的外在推动与评价理论、评价资源等的内在限制，是一种理念维陷入被动主导、实践维陷入被迫妥协的恶性互作关系。故而，破解学生评价与用人评价“五唯”问题的要旨就在于重构二者间分立循环的关系形态，即立足评价本体要素，重构“双中心”辐射衔接的评价内容关系、“五主体”跨界合作的评价主体关系、“两界面”融合互促的评价制度关系。未来应抓住学生评价与用人评价关系重构所需的制度、主体、媒介要素，以健全上下位制度体系、优化群己性行动理性、完善虚实性合作媒介，实现对两大评价高位联结、旧有联动、跨界联接要素的改进与改组。

智慧教育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工具使用，从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乃至教育形态改变了高等教育全环节。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技术先行而理论基础不明晰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为技术发展与教育实践在本位理念冲突、教学模式融合困难、评价机制滞后三个方面，阻碍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于教育哲学、认知科学、复杂科学等经典理论，剖析高等教育领域中智慧生态系统重构的学理基础。以教育理念为基础、学习场域建设为途径、绿色教育为目标，构建智慧教育复杂生态系统，实现高等教育“大规模个性化”教育理念、“全时全域全知识学习”场景、“人机智能协同创新”范式的智能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持续、高效、健康发展。

面对数字社会转型的外部压力和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推出以增进数字福祉为核心的“数字能力框架”。该框架从个人发展和组织支持两个方面阐述了提升高等教育机构内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等群体数字能力的专业方案。为有效提升高等教育机构整体数字能力建设，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充分发挥专业发展标准与数字能力框架的协同发展作用，将数字能力培养活动融入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活动和行政管理。综观英国数字能力框架的出台与实施，可以发现其具有鲜明的特征，既关注所有人的成长需求，也重视利益相关者的个性化需求。数字变革进程中提升数字能力，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重新思考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全球发展战略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一流大学全球发展战略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作用下的生动实践进行系统规划，为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国家战略需求与全球福祉增长而制定实施的系统性行动指导框架。其应具有合法性、系统性、动力性、在地性、符号性与开放性等贯穿于战略制定、实施及反馈等各阶段的内在特性。其制定实施的具体路径应包括扫描发展情境，识别机遇挑战；明确大学使命，发挥战略引领；优化运行体系，提高组织效能；实行动态反馈，形成评价闭环等四大环节。

在智能社会持续演进的背景下，高校需通过培养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智能化趋势提供智力支撑与人力保障。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以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情感、人工智能思维为内容，通过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辅修与附加专业、人工智能科研项目培养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满足学生自身与智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培养实践凭借全面系统、科学前瞻的内容，分类施测的培养体系，以人为本的培养理念与跨学科合作、产教研用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培养实践及研究提供参考。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高校教学管理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深入推进实现学生主体价值、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及关注学生学习效果；通过“三角互证”，研究将其概括为六个维度、29个要素指标，以江苏省内8所本科高校学生为对象，开展“本科高校教学管理学生需求”调查，利用KANO模型分析优化方法计算出相应指标的Better-Worse系数，并将指标分散在建立二维象限图中。基于此，提出解决当务之“急”、优先满足学生对教学管理的必备型需求，关注殷切之“盼”、重点改进学生对教学管理的期望型需求，纾解百结“难愁”、有针对性地优化学生对教学管理的魅力型需求等意见建议。

基于“中国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项目”中2021年至2023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调查数据，分析延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的延长显著提升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起薪和就业满意度，但对就业落实率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路径分析显示，实践导师指导、科研导师指导、学生个体的实习时长和学习时长在影响路径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实习时长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大。此外，学制延长程度、所学专业、高校层次以及就业岗位类型等因素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延长效果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提出了实施差异化学制政策、强化实践教学与导师指导、推行个性化培养方案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就业质量提供参考。

境外办学是衡量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维度，也是践行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重要路径。基于全国30个省市区1 150所职业院校的国际化发展指标数据，旨在探究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特征事实、存在问题及路径优化。研究发现：当前国内职业院校境外办学规模持续发展、标准输出影响日益显著、教师外派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存在境外办学能力、政策支撑力度、专业国际融合、师资国际质量和职教均衡出海等方面的不足。对此，建议从完善顶层体系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视标准体系建设、畅通内外交流渠道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路径优化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构建高职校企协同“走出去”办学共同体是有效整合资源、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路径。基于共生理论视角，高职校企协同“走出去”办学共同体的要素包含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部分。现实中，这一共同体建设存在主体角色功能薄弱、制度文化环境缺位、内部运行模式钝滞等困境。未来应通过深化共生单元、增强主体互补优势，改善共生环境、奠定主体协同基础以及优化共生模式、推动主体双向互动等措施实现高职校企协同办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