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融汇是将科研与教育两个系统置于共生共荣、相互依赖的发展场域中，共同作用于人才培养实践活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教育与科研的重要交汇点，强化彼此的深度融合能够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实现协同效应，产生超越简单叠加的显著成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成长规律，打破大中小学各学段的壁垒，有效衔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实现不同学段层次的差异培养、合理延展、有效贯通，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贯通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要突破现有的人才培养常规模式，也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门培养。

如何实现从“知识占有”到“知识创造”的认知范式转变，仍是一个亟待揭示的黑箱。通过对20名“强基计划”学生的深度访谈发现，他们的认知范式转变表现为从“强知识惯性”向“构建型创新”的转变。其中，认知冲突并非导致认知范式转变的必然诱因，更为直接的驱动因素是高阶认知参与。受自我觉察和自我调节驱动，创新动机和元认知体验间接影响认知范式转变。此外，伴随反思性监控的循环，“强基计划”学生不断拓展新思路、实践新技能，实现了认知范式转变。鉴于此，高校可通过“场景式”培育模式等方式，激发“强基计划”学生对传统思维范式的颠覆精神，使其在突破性、革命性的科研创新实践中将真实世界与知识经验深度整合，最终实现转识成智、破旧立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治理大致经历了政府直接管理（1949—1997年）、局部赋权管理（1998—2011年）和探索协同治理（2012年至今）三种既有路径。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仅依靠既有路径已现困顿，当前尚存在政府边界感不强、社会参与度不高、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习惯于自身主导、角色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治理规则和方式建设滞后等现实困境。有鉴于此，提出将“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高等教育治理机制之中，以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治理从“科层制条块分割”走向“基于数字空间的整体运作”、从“反应式治理”走向“预测性治理”、从“基于经验的模糊决策”走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决策”。同时，为了避免人工智能赋能对高等教育治理产生不良影响，建议树立“技术性与人文性并重”的高等教育治理理念、构建“物质性与规范性兼顾”的高等教育治理基座、推行“开放性与安全性结合”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以辅导员一对一谈心谈话为核心的深度辅导是助力资优困难大学生高效适应的重要途径，是消除教育过程与结果不平等的创新举措。基于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燕园起航”项目中的深度辅导活动，以自我主导理论和学习伙伴模型为基础，探究深度辅导对资优困难大学生发展的影响以及辅导员的角色。量化分析表明，深度辅导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质性分析发现，“看见”“共情”“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是辅导员进行深度辅导的三大策略。在深度辅导过程中，辅导员实现了从监督者、管理者到陪伴者、支持者的角色转变，学生实现了从“依附”到“自主”的转型。建议完善高校深度辅导活动的外部支持系统，发挥非经济支持计划在资优困难大学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奖学金作为高校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奖优育人，激励学生成长与发展。研究发现，获得奖学金的人群在背景特征上有一定差异；获得奖学金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促进知识、能力和自我认知发展；奖学金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正面作用需通过提高学习投入来显现，尤其是情感投入。未来应坚持奖学金政策的普惠性原则，扩大受益学生群体，优化评定标准，加强对学生能力与素养的增值评价；同时，建立科学的奖学金实施效应追踪系统，对其实际资助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还需警惕奖学金制度可能导致的潜在问题，以进一步发挥奖学金“奖优育人”的功能，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资助是保障教育公平、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资助育人是学生资助的落脚点。以北京、上海、浙江三地高校在读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开展针对高校学生资助及政策效果的调查及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具有积极影响，学生个人取向在影响资助效果的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区域和高校类型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资助环境对高校资助效果的影响尤为显著。为提升资助育人效果，在提高资助覆盖率和资助精准性的同时，应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多元协同。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通过对全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中大学生“关于高考综合改革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议”开放题的4 432份有效答卷数据分析发现，高考试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存在难以统一测量和易造成应试教育的局限，但可发挥智育对德体美劳四育的促进作用并提升智育考核质量；选科制度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需要加强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和师资队伍建设相配套，并优化赋分机制和招生计划分配；综合素质评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面临城乡、家庭差异问题，内容设计与实践操作尚待完善。建议努力把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合理使用高考试卷、选科制度、综合素质评价三类不同效力的政策工具，正确认识高考改革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运用事件史分析法探究2014—2022年“新高考”政策在全国范围试点及扩散过程，结果表明：“新高考”政策扩散中央主导的区域统筹逻辑显著，整体上由东向西扩散，部分省份作为先试者提前进入试点批次为同区域省份后续改革提供经验参考，形成分区多点辐射扩散现象。第三产业占比高、教育投入自给度低、改革惯性强、对外开放程度高、行政长官具有基层实践经历及作为直辖市的省级行政区更容易成为“新高考”政策扩散的先试者；而生均教育投入高、考生规模大、行政长官具有管理学或教育学专业背景、邻省压力大及作为自治区的省级行政区倾向于晚采纳“新高考”政策。

建构者是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因素。学术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解知识体系建构者的学术成长与阶段任务提供了恰切的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知识体系建构者的学科规训塑造了头脑中具有稳定秩序的心智结构，并受到知识本土化学科化的影响；知识体系建构基础与建构逻辑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传递，表征为建构者对中西方知识的价值区分与偏见、主体性迷失和“西方中心主义”迷信倾向。理性行动逻辑阶段论含蓄地表达了一种影响建构者学术生命历程的阶段性发展思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阶段与建构者表现出的特征相匹配。从跨学科与实践性，到规范性与依附性，再到反思性与尝试性，建构者必须找准所处阶段的立足点，有借鉴、有改造、有创新地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基于全国教育博士培养单位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博士生不同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发现不同学习动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学术志趣动机有助于能力提升与学习满意度，功利取向动机则有助于促进学位完成，学习投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两种动机的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学术志趣动机更多受学术氛围、导师指导与课程教学等内在因素影响，功利取向动机则更多受同伴互助与学业管理等外在因素影响。教育博士生学习动机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并非单纯的知识积累和论文发表，契合学位设立初衷。因此，培养高校应优化制度安排，明确教育博士专业定位与培养目标，突出其应用性、实践性与创新性，营造良好环境，调整优化学习动机，激发学习投入。

新时代以来，我国推进教育体系优化进程明显加快，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成为其中一项重要政策行动。国家层面的政策行动尝试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改良版”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第二次是“升格版”的职业本科高校试点。从当前宏观层面的政策供给意图来看，更多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并主张“异类”发展；但从中观层面的实际办学比较来看，二者更趋于“同型”。未来二者将会面临“汇合”还是“分流”的发展纠结，应从系统思维出发，采取分两步走的战略，在供给侧的政策连续性与需求侧的高质量发展之间寻找平衡，并持续优化教育体系。

高校创新泡沫问题受到持续关注。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我国政府自2008年起推行创新型城市和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双试点政策。基于中国442所本科院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双试点政策显著抑制高校创新泡沫，且相比单试点政策，双试点政策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同时，双试点政策的抑制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产学研合作在其中发挥了门槛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政策通过提升地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发挥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更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双试点政策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教育法典作为综合领域立法，学界对其编纂范式、篇章体例等宏观问题已经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但对其中所涉及微观部门法问题的学理研究尚有不足，尤其是教育刑法。教育法典中嵌入刑事条款具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必要性，在理论交互上是领域法学健全的必由之路，在学理根基上是交叉法学立法供给的核心引擎，在实践需求上是治理方式衔接的规范基础。刑事条款应当在教育法典中具有适当的制度空间，需要秉持惩戒行为的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理念，遵循刑法条款设置的谦抑性原则，并协调处理好领域刑事条款与刑法罪行条款的设置关系，在三者张力之间为刑事条款的入典擘画规范蓝图。教育法典中刑事条款的具体展开应当是程序路径与实体路径的二元进路，将专家论证、公众听证分别作为程序路径中的前置性程序与必经性程序，并以“双层结构”的交互范式作为实体路径进行体系化延展。

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处分行为引入正当法律程序核心要素的听证，对促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和谐化，尤其是对学生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障等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极少数高校进行了学生处分听证制度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但因传统权力本位观念的消极影响、国家层面的教育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等不足而仍存在诸多缺憾。我国高校学生处分听证制度的科学构建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以国家层面合理的教育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为依据，需涵盖学生处分听证前的准备制度、学生处分听证中的运行制度、学生处分听证后的保障制度等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