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作为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人才成长的赛道，高等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后备人才的苗圃。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才能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方向，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要主动适应科技创新人才需求，推进高等教育育人模式变革；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多元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积极拥抱智能时代科技革命，塑造高等教育数字化新形态；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开放创新生态。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是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讨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及其紧迫性，回答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主体及其行动选项，探讨基于治理现代化目的的大学治理改革的行动路径。

家庭背景是学生进行高等教育选择决策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相对优势家庭倾向于以“上名校”作为强基计划的选择动机，则强基计划的选拔有效性极有可能受到削弱。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开展的全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对学生家庭背景与强基计划选择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强基学生中以专业兴趣为选择动机的比例高于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比例，且家庭背景与专业兴趣动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较之相对弱势家庭，相对优势家庭的强基学生更热衷于追逐名校。这种对名校的偏好主要体现在那些来自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的学生群体中。倡导尊重与支持子女的家庭关系、给予学生充分的信息支持有助于减少相对优势家庭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有助于鼓励以专业兴趣为导向的强基计划选择动机。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以专项计划的方式推进，体现出典型的项目制特征，招生选拔、组织形式、治理机制、发展路径分别遵循项目制“择优”“专事专办”“项目制-科层制”双轨互动与“试点-推广”逻辑。新时期，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制运行面临 “择优”逻辑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追求公平性、人本性的张力；“专事专办”逻辑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强调开放性的张力；“双轨互动”逻辑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强调充分释放高校自主活力的张力；“试点-推广”逻辑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长期性、整体性特征的张力。鉴于此，未来需树立公平与以人为本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观，创建有利于人才个性化发展的宽松培养生态，释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高校的自主活力，建立长周期统筹衔接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进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同时，诱发了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直接塑造大学生创造力的能力，其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取决于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以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意识。技术便捷性与优绩主义催生的功利化学习方式之间的张力，学术伦理和道德规范意识薄弱与技术监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是引发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进而扼杀大学生创造力的关键。自我调节学习不仅能够减少大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还能有效降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当使用对大学生创造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帮助其理性对待智能技术，减少不当使用行为，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大学生创造力提升的关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法治人才需求缺口必将进一步扩大。AI赋能，教育先行。审视我国法学院校培养人工智能法治人才的具体实践，主要有新增学科方向、新建课程体系、新设专门机构、新增学位项目等四个方面，同时也存在“法学+人工智能”的二级学科称谓不统一、课程设置目标不明确、学位项目实施不深入、虚体科研机构运行不稳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将导致我国法学院校对人工智能法治人才的供给难以满足时代需求。鉴于此，我国法学院校需统一“法学+人工智能”二级学科称谓——“人工智能法学”，根据“技术型”“规制型”的不同培养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实施本科学位项目联合研究生教育，搭建虚实互补的协同育人平台，以此培养出满足时代所需的人工智能法治人才。

国家专项计划是我国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实施的重大倾斜性招生举措。为探究国家专项学生入学后第一年的非学业适应情况，基于错配假说、文化再生产与抗逆力等理论，使用某顶尖“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增值评价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在进入大学初期，国家专项学生的心理适应和经济消费适应存在劣势。在大一学年中，国家专项学生心理适应的增值显著，到大一学年末，与非国家专项学生并无显著差异，但经济消费适应劣势在大一期间一直持续；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各类院校支持活动中，国家专项学生大一期间更多地参与了“人际交往及适应方面的课程或指导”，且该活动与国家专项学生的心理适应存在显著相关性。据此为国家专项学生的非学业适应发展提供了相关建议。

教育法律责任是法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法典编纂不可缺少的一环。实现教育法律责任规范入典需要有力的理论支撑。价值层面，有助于厘清和践行《宪法》中的教育规范条款，最大化发挥教育法律责任的特定功能，进一步实现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化的编纂目标。法理层面，法律责任既是对教育法典中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必然回应，又是教育法典编纂遵照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还是教育行政执法的理论依据。政策层面，以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为目标，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各级政府就教育法律责任分别作出需求与回应。教育法典法律责任的编排体例宜采取“总则+分则”式，总则中专章对教育法律责任作一般条款规定，分则中对特殊教育阶段和教育类型的法律责任作出具体条款规定。

教育法法典化为教育申诉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利契机，是否应将教育申诉制度编纂入典以及如何妥当安置，应从理论层面加以厘清。教育申诉在立法价值和功能定位上均有其他机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将其编入法典。在法律实践中，教育申诉制度规范未完全整合、制度定位没有厘清以及规范内容不完善的疏漏对教育申诉入典形成掣肘。要解决以上问题，理论上应采纳程序法的基本原理，使用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将教育申诉置于教育纠纷解决篇中，在明确教育申诉制度内容的基础上整合旧规范，补充设定新规则。

行业企业等产业机构与高等教育的互动与共生由来已久。随着产教融合形态在全球各地持续演进，各类产业机构已深嵌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维度，推动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也成为其重要功能。高等教育枢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型表征，然而既有理论话语对产业机构在枢纽形成中的作用缺乏观照。基于全球案例，产业机构在学生、人才、知识/创新三类枢纽建设中通过与高等教育机构的联动，分别发挥着提升本国教育品牌影响力、吸引全球人才以及推动知识生产与转化等作用。对产业机构在全球各类型枢纽建设中角色类型的阐释亦可为本土实践提供启示。

文科教育受到多方利益群体的关注，“文科生太多了”成为热议焦点。规模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文科就业难、收益低的现实症结。通过多国比较发现，该争议实质在于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而非表面的规模问题，体现为文科专业内部结构规划欠缺合理性以及文科教育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发展困境。因此，国家需要优化调整学科结构,分类发展文科专业，企业应全面评估文科生能力并与文科教育密切联系，大学以核心素养为人才培养目标，深化新文科教育改革，个体理解并尊重学科差异，多主体协同推进文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卓越工程师是实现工程技术突破创新、引领产业变革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企业参与卓越工程师培养是培养卓越工程师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13家企业的访谈数据，运用质性研究三级编码策略，对企业参与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企业参与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是“动机-意愿-行为-结果”构成的动态反馈循环机制驱动过程；企业参与的动机来源于内驱力-需求拉力和外驱力-市场推力；自身客观条件、经营理念、环境因素、其他主体等影响着企业的参与意愿；企业参与过程中的行为受合作目标、合作投入、保障机制和组织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编制外行政管理人员高流动现象是大学治理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对15名编制外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发现，高校编制外行政管理人员的流动意向是自我信念、场域机会、稳定期望三个方面因素复合驱动的结果。自我信念是内驱因素，直接影响流动意向，并能调节稳定期望与流动意向的关系强度；场域机会是外驱因素，既直接影响流动意向，也可通过自我信念、稳定期望间接影响流动意向；稳定期望是情境因素，既直接影响流动意向，还通过自我信念间接影响流动意向。建议高校加强编制外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能力开发，实现人力资源增值；完善考核和晋升体系，提供职业晋升路径；优化组织文化环境，建立关怀长效机制。

促进高校教师学术创业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双一流”建设高校331名工科教师的调查与分析，研究发现，外在激励（经济报酬、反哺研究、职业成长）、内在激励均正向促进教师学术创业意愿。角色认同在外在激励（职业成长）与学术创业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其他激励维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外在激励（经济报酬）与学术创业意愿之间起负向调节效应，在其他激励维度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不同的学术创业形式、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受到的激励因素均存在差异。建议营造“研创共生”的组织文化唤醒教师对学术创业角色的认同，依据学术创业形式和职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政策，并根据组织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