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根据教育部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工作部署，组织召开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工作推进会。学会将高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旗帜，深化高等教育研究；构建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强化有组织科研；引领学以致用的学术风尚，转变研究范式；产出高质量创新成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以实际行动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聚合力、激活力、添动力，以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类型多样性与演化路径复杂性。基于“本土-国际”和“传统-创新”双重张力视角，可建构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四种理想型，即“国际学术传承型”“国际创新引领型”“本土文化守望型”“本土创新优先型”。各类型在学科发展诉求、国家政策引导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呈现动态交互演化趋势。鉴于此，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应在全球竞争与本土适应、常规知识积累与创新突破间达成平衡，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功能及战略定位。

设立卓越班是落实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关键举措，其对工科生能力发展的具体影响尚需深入探究。基于全国工科生培养调查数据，以问题解决能力增值为切入点，运用差异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探究卓越班是通过“筛选”效应还是“培养”效应获得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提升的相对优势。研究发现，卓越班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增值显著高于普通班。“筛选”机制的影响比“培养”效应更加强劲，“培养”效应效果欠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师课堂教学、院校实践资源与学生学习投入之间协同关系的割裂。为此，需转变重选拔轻培养的卓越人才培育模式，合理强化院校资源的阶梯性，大力完善“课堂教学-院校资源-学习投入”的三方耦合机制，推进拔尖人才发展的质量跃迁。

现代教育往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优秀”，忽略了对“个体”本身的关注。基于优绩主义理论，通过质性访谈揭示“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评价制度的内在运作逻辑及其对本科生自我异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行学生评价制度构建了一套以符号化治理、锦标赛配给和竞优伦理驯化为核心的规训体系。这一体系虽然能激发学生的“竞优”动力，却也致使其行为和心理层面的双重异化：在行为层面，制度规训促使学生采取策略性服从、工具化生存和社会资本积累等依附性行为；在心理层面，学生则出现主体性消解、情绪耗竭和价值虚无的存在性危机。为突破个体异化的制度困境，应回归教育的本质，优化学生评价制度、构建社会认知支持系统和包容性成长环境，以期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

破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西方路径依赖”、健全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机制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突破口。推动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策支持的学理逻辑，以实现从“外部引进”到“强化自给”的自主性提升、从“被动追赶”到“领跑冲刺”的创新性定位、从“整齐划一”到“精准分类”的差异化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相关政策支持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包括同质化支持，对于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性关注不够；间歇性支持，贯通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政策连续性有待提升；割裂性支持，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育人合力不足；被动性支持，自主创新的能动性机制不健全等。促进相关政策调适应坚持精准化治理思维，通过分类支持、贯通支持、协同支持和专项支持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多元化发展。

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是衡量高校数字化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深受教师主观层面的影响。通过对13个省份21所高校853名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正式领悟社会支持与非正式领悟社会支持均能正向促进高校教师的数字胜任力，且正式领悟社会支持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心理授权与技术接受度在领悟社会支持与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关系中均发挥重要中介作用。为加快赋能高校教师数字胜任力提升，建议加强资源统筹，构建全方位“正式支持”社会网络；营造情感支持氛围，打造共生型“非正式”社会支持生态；深化心理授权赋能并精准扶持“技术弱势”高校教师群体，提高社会支持资源转化效率。

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其青年教师教学投入程度对广泛意义上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更重要的影响。然而，地方高校在资源禀赋、评价机制、环境生态等方面相较于部委属高校等高水平大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尤其是针对青年教师教学投入的支持与提升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基于扎根理论研究发现，教学环境与教学素养的交互作用是地方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应通过优化教学环境的三维支持体系、构建教学素养提升的赋能生态系统来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投入，最终有效提升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正从北方主导转向“南北方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全球南方”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主要经历了初步参与、区域应对、多边合作深化与战略合作升级四大阶段。在此过程中，“全球南方”通过重构质量标准、人才流动、教育服务贸易以及数字教育治理等维度的新规则，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治理标准、治理认证、治理共享等领域推动了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扮演了交流协商者、品牌传播者、经验分享者等重要角色。

《学位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为学位撤销情形的兜底条款，包括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类撤销事由。兜底条款将学位撤销与不授予学位的条件相关联，意味着任何违反学位授予要件的行为均可启动学位撤销程序，但仅当行为构成“严重违法”时，方可撤销学位。其中，学术性撤销事由严重违法的判断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属于校规中不应当授予学位情形、研究成果公开发表、行为性质达到“代写、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的程度。非学术性撤销事由则包括严重违反学位授予的政治要件和道德要件的行为，前者需构成《刑法》规定的政治类犯罪，后者需违反《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且具备道德可责性。仅当上述两类行为侵害了《学位法》保护的法益，表现为产生恶劣社会影响、严重损害高校声誉时，才具备撤销学位之必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增强各行各业生产效率的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带来教育风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AIGC介入学位论文不断受到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诟病。基于对GAI的底层架构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实则是一种逻辑运算工具，其本身并无意志，本质上并未突破工具属性。AIGC介入学位论文不属于他人代写，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规范引用和固有缺陷可能引发剽窃和伪造问题。因而须在制度层面做出因应安排，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显式标识机制，明确学位申请人对AIGC的验证义务，且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采用严格评议标准。

在教育法法典化背景下，对学术申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实践逻辑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关键。教育法典的编纂对保障学生的学术权益提出了体系化的要求，更加强调规范化、程序化以及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通过对4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规的深入分析，揭示了现行高校学生校内申诉机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包括受理范围局限受制、受理机构的行政依附性缺陷、程序缺漏导致公正受损、纠纷解决的制度性空转等问题。法典化背景下，完善学术申诉制度的路径应包括扩大校内申诉受理范围、明确申诉受理机构、完善正当程序以及推动学术纠纷的实质性化解等。

顺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构建的要求，我国适时推进职业本科教育试点建设，引导符合条件的院校实行组织转型试点以推动现代职业教育能级结构调整与分类发展格局重塑。以组织自主性和试验自发性为逻辑归宿，其所凸显的分工演进意义上的试点建设关键行为特征，可用劳动分工与组织试验理论加以诠释。结合10所典型职业技术大学先行试点发展成效与198份中央与地方职业本科教育试点政策文本，可以识别出试点院校行动困境与试验治理的内在局限。实现本真意义上的职业本科教育深度创新试验，既需要试点组织聚焦于特定角色定位提升自身有效知识与经验生成累积，也需要通过统筹引导、制度保障以及有效市场等对试点建设环境做出调整，并最终形成群体性试验交互加强的正循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