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类方法在不同版本的更新中持续得到改进与完善。2021版之前，研究型大学分类被纳入基础分类范畴；2025版则将基础分类更名为高校分类，同时把研究型大学分类调整为研究活动认定并单独列出，分类方法与标准也相应进行了优化调整。新版分类在沿用“学术型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与“研究经费支出”两项核心指标区分三类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另外还有数十个表征性指标，有助于从多维视角精准呈现每所研究型大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建议科学规划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规模，深入论证博士学位授予数量、研发经费等核心分类指标的可行性，客观确立自主分类的基本标准，并配套设立若干观察指标，从多维度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分类体系。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强国建设成败，而评价的分类建构对于教育评价综合改革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战略意义。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评价基于不同范围、对象进行了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但在教育强国建设框架下，面对复杂关联的教育生态系统，分类评价尚存在一定的分类本体失焦、自主理论体系欠缺、分类功能失配、分类生态堪忧等问题挑战，相关研究欠缺系统性和具象化，仍需突破传统评价对象分类局限，避免过度分类主义，包容交叉融合特性。立足生态系统观念，遵循分类评价“本体驱动-目标牵引-制度协同”的底层逻辑，创新建构“生态适应性分类”（AEC）评价学理框架，提出“顶层生态布局-价值导向引领-分类体系建构”的分类评价实践路径。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遵循教育规律、服务强国战略的研究生教育分类评价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基于大规模学情调查数据探讨在不同“挑战度”与“支持度”课堂环境中，人工智能影响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学习投入是人工智能赋能创新思维的关键桥梁。技术主要通过激发深度认知和情感投入间接发挥作用，且其效能由环境塑造。课堂环境呈现“放大”和“替代”双重调节逻辑：“高挑战-高支持”环境强化以学习投入为中介的“放大”路径，而挑战或支持不足的环境则凸显“替代”路径。人工智能的教育价值并非其固有属性，而是由挑战与支持协同的课堂环境共同建构。

在智能时代，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人工智能素养对于促进其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1 062份大学生调查数据，从知识管理理论视角出发，实证分析批判性AI素养如何影响大学生创新行为。结果发现，批判性AI素养能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创新行为，这一结论在利用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方面，批判性AI素养通过反思性知识数量重构影响反思性知识结构重构这一链式路径来提升创新行为水平，也通过反思性知识结构重构的独立中介影响创新行为。此外，知识共享还能进一步强化批判性AI对反思性知识结构重构的积极影响。基于此，得出培养大学生批判性AI素养，鼓励其基于AI反思重构自身知识，搭建智能化知识共享平台等启示。

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储备，其培养质量关乎社会长远发展。基于两所“双一流”院校基础理科拔尖学生的质性案例分析，可归纳出六种本科学涯发展的理想类型。上述拔尖学生的学涯分化呈现两层错位：在显性层面，表现为升学选择的高度趋同，“继续深造即优先出路”成为默认共识；在隐性层面，则体现为个体学术志趣的持续分化与意义协商。这一发现揭示了院校育人要求与个体发展需求之间的深层张力，其外化为“圈养-放养”悖论，根植于教育优绩主义叙事里效率与自由承诺的内在冲突。因而应积极构建容纳差异、鼓励创新涌现的制度生态，在有边界的自由中回应教育理想愿景——培养“有灵魂的卓越”。

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关乎个人职业发展，更影响国家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质量，其生成逻辑亟待系统阐释。基于组织学视角，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发现，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身份内嵌于教育科层组织、功能泛化型组织与学术共同体组织三重场域，其时间压力是服从科层管理规则、回应外界需求、迎合学术共同体评价标准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应对时间压力，广大青年教师采取以科研为核心的差序策略，陷入时间分配碎片化与边界模糊化的错序困境。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的时间压力根植于组织系统运作中，是一种被组织身份建构的压力形式。为减轻时间压力，未来需从完善以服务科研教学为目的的行政支持体系、明确教师权责边界与强化专业支持、改革学术评价与资源分配机制等方面推动系统性组织变革。

当前“准聘-长聘”制度带来的绩效压力能否有效促进青年教师学术能力发展是检验其实施成效的重要依据。为厘清其中的逻辑和机理，对11个省（市）20所高校的25名准聘制青年教师展开深度访谈和扎根分析。研究发现，青年教师的压力认知和应对策略是关键传导因素，注重挑战机会的教师在成长需求和进取动机驱使下，倾向采用促进重塑策略来争取积极收益，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学术能力的精进；相反，关注潜在威胁的教师在安全需求和回避动机驱使下，倾向采用防御重塑策略来规避惩罚后果，但这种策略往往忽视和阻碍了学术能力的实质提升。“准聘-长聘”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辅以科学考量的绩效规则，罔顾教师承受力和成长规律的高强度施压易引发学术行为异化风险。

类型学方法通过概念构建以生成类型，进而展开经验分析与比较，以达致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及其文化意义的目标。类型学方法尤其适用于教育这一具有目的人本性、对象异质性和情境复杂性的研究领域。当前，类型学在教育研究中存在不少误用。系统梳理了韦伯理想类型的范式传统及其特征，探讨了以此为基础的类型学方法，并阐释了类型学与分类学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理解的类型学”和“作为解释的类型学”两种类型学分析方法，并探讨了其内涵特征、技术程序与现实应用，旨在为教育研究提供一种兼顾理论想象力与现实复杂性的分析路径，为解释性理解教育现象及其意义提供适切的概念工具,助力中国教育学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研究。

国际科技合作面临百年变局下的新挑战。高校应发挥制度创新优势，更好服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汇聚全球科技人才、优化国际科技合作平台，能够有效推进高校国际科技合作，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科技合作仍存制度障碍，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存在制度阻力，人才国际交流缺乏制度保障，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的支撑力量有限。建议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契机，破除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障碍，优化科研人员和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机制，发挥高校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策源功能，助力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有证无能”是长期制约世界各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职业资格证书公信力的核心痼疾，其背后折射出技能评估有效性不足的深层结构性矛盾。英国的现代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一，建立了“三级质量保证”评估管理体制，并以终点评估计划为主要实施手段对学徒进行全方位职业技能评估，构建起一个以雇主信用背书为核心、以证据化治理为手段、以动态适配产业系统为追求的技能可信认证生态。基于此，在我国职业技能评估工作中，应构建“行业出题、多元答题”的评估信用体系、推行“基于证据链”的智能化技能评估范式和建立“数据驱动、持续迭代”的质量保证闭环系统。

“国优计划”是我国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作为该计划的核心群体，研究生在完成学术研究与接受教师教育过程中，普遍面临角色定位模糊与期望冲突的问题。以角色互动模型为分析框架，基于对20位“国优计划”研究生的深度访谈发现，“国优计划”研究生承担着科学研究者、准教师、跨学科学习者三重角色。其中科学研究者与准教师角色之间，准教师角色内部和跨学科学习者内部均存在角色冲突。其根源在于组织层面制度逻辑的分化、培养机制与评价体系的结构性张力，人际层面沟通链条的断裂、权力关系的失衡与反馈机制的滞后，以及个体层面动机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与能力结构的不均衡。基于此，未来应从结构整合、沟通协同与自我建构三个维度进行调适，以促进“国优计划”研究生的角色平衡与专业成长。

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隐性知识显性化已成为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议题。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隐性知识到形式化知识、从体验性知识到概念性理解、从隐含信息到显式编码的多重转变。在实践过程中，隐性知识显性化面临诸多困境，包括认识论层面的理解偏差、技术实现层面的能力局限与集成困难、教学转化层面的意义建构断裂，以及制度环境层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此，需构建数字化支撑的多维知识识别与提取框架，创新数字化教材功能设计的隐性知识表征策略，建立数字化教材开发的质量保障与持续更新机制等系统性解决方案。

在国家大力推动优质高职教育资源下沉县域的战略背景下，政府教育统筹职责的优化成为衔接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键环节。基于“结构-过程-效能”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政府在履行统筹职责时面临三重结构性约束：结构层面存在权责配置模糊、组织体系碎片化与制度供给滞后等问题，制约了统筹职能的有效发挥；过程层面则表现为协调机制不畅、资源保障乏力与评价引导虚化，削弱了政策执行的协同性与持续性；效能层面进一步反映出规划落地困难、资源适配不足以及职业教育与县域产业融合不够等深层次矛盾。基于此，提出破解策略：在结构层面深化权责重构、组织重塑与制度重建；在过程层面创新协同机制、强化资源保障、改革评价体系；在效能层面构建监测闭环、完善激励问责机制、创新数字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