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在增进质量意识、明确质量观念、强化质量规范、促进质量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标准化带来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规范性与自主性、权威性与功利化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科学主义及其量化崇拜。对此，出现了去指标化评价的后现代转向倾向，关注评价对象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发展性，观照评价对象生命活动本身，强调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文化建设。中国教育评价的优秀传统对高等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后现代转向具有启示意义，应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对拔尖计划选育效果及其变化进行实证评估发现，拔尖计划成效初现，并随政策实践从1.0升级为2.0发生系列变化：在入口端，生源群体异质性略有增加，综合素养整体提升；在过程端，拔尖计划学生所感知的制度化环境优化，学习自由度提升，但存在学业负担过重、个性化需求未满足等问题；在出口端，拔尖计划学生毕业后出国深造占比大幅下降，在文化素养、协作能力方面增值更多，在科研素养、思维能力和兴趣方面的增值减少。限定样本分析发现，从拔尖计划1.0到2.0，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模扩大，但高水平大学拔尖计划的资源优势及其选育成效可能随规模扩张而有所稀释。未来应着重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改进学业评价方式，促进个性化培养，持续改进人才培养质量。

“强基计划”作为我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项目载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政策执行实践样态。构建“制度逻辑-组织资源”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对某试点高校开展质性探究发现，强基院系普遍采取创新试验策略推动本科生科研制度的实践与革新，基于变通应对策略进行贯通式培养转段的博弈与调试，使用选择执行策略开展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合并，选择严格遵从策略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模仿与完善。然而，当多元制度逻辑冲突较高或组织资源支持不足时，强基院系组织易面临创新式微、目标替代、悬浮执行、机械执行等政策执行困境。未来应完善高校治理结构，优化组织资源配置；扩大政策执行空间，构建协同供给机制；调和制度逻辑张力，创新资源整合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建立动态迭代机制。

基于本科生问卷数据，考察社会情感能力、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与本科生明晰职业规划的关联，发现：专业学习类、创业实践类活动分别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正、负相关，社会实践类活动则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正相关。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中，情绪控制和交往能力与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正相关，开放和协作能力与职业规划清晰度显著负相关。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法发现，两类因素对职业规划清晰度的合计贡献率超过52%，其中，社会情感能力对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贡献最大，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则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的首要贡献因素。

聚焦强基计划本科生科研志向与参与行为的协同发展问题，基于自我同一性理论，采用混合方法对某强基计划试点高校2020—2023级强基生展开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统招生，强基生中“志行兼具”型比例更高，“志行双缺”型比例更低，体现强基计划选拔与早期科研介入的成效。但强基生中“有行无志”型比例高达40%，高于统招生的35%，表明其科研志向与参与行为存在脱节。学科异质性表现为理学强基生因升学压力将科研工具化，工学强基生受制于培养方案刚性，人文强基生受朋辈竞争驱动被动参与。基于此，提出构建过程性考核体系、学科差异化“兴趣、项目”匹配机制及强化教师价值引导等建议。

中国正在建设年轻的研究型大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年轻研究型大学是否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发展状况和模式？遵从共同限定条件，从世界年轻研究型大学TOP100中筛选出校龄不长于50年的19所大学作为研究样本。基于数量统计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教学、研究、引用、产业收入、国际视野为大学发展的分析维度，研究了世界年轻研究型大学在2019—2023年间的发展状况，归纳出世界年轻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及其特征：7所大学呈“谷仓形”模式，发展相对均衡但变革明显；12所大学呈“纺锤形”模式，偏重论文引用和国际化且发展相对稳定。

推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系统参与教师教育是优化国家师资供给的战略行动。但其面临政策执行的制度张力、学科建设的理论悖论以及实践场域的组织耦合困境。基于对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概念框架的延伸，构建“指令型知识整合”与“嵌入型权力博弈”的双螺旋耦合模型。知识整合通过规制型、导向型与赋能型指令系统展开，权力博弈嵌入资源、课程与人事主导权的争夺。二者的互动生成了吸纳型、对抗型、协商型与迭代型四种耦合机制的理想类型，其根据大学治理结构、学科文化与外部压力进行动态演化。因此，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建设教师教育体系，必须超越单一的指令思维与权力的零和博弈，因地制宜地运用差异化耦合机制，形成自我完善、持续创新的生成性教师教育生态。

基于三元交互理论，博士生创新能力是学术主体、研究实践和学术生态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学术主体要素包括认知基础、思维特质和心理资本；研究实践要素涵盖探索行为、设计行为和执行行为；学术生态要素则涉及物质保障、文化引领、制度激励以及导师指导与支持。三者交互中，学术生态与研究实践之间的交互产生了引导要素，研究实践与学术主体的交互强化了行为要素，而学术生态与学术主体的交互则塑造了创新氛围。通过这些相互作用，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得以共同塑造和提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从“个体赋能-实践建构-生态优化”三维度系统推进，促进创新主体、认知水平、行为方式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有效激发博士生的创新潜能和学术创造力。

为寻求解决博士生延期毕业的路径，从国际比较视域切入，对中美博士生延期毕业趋势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博士生应届延期率和累积延期率均缓慢上升，在校博士生中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为延期博士生，预计毕业博士生中超六成为延期博士生。美国博士生修业年限一直高位运行，但近年来略有下降。从影响因素看，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博士生培养逻辑的错位、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化与院系培养环境的失调形塑了宏观背景，学生与学术文化、关系网络和院系制度的脱嵌构建了微观图景。上述因素共同诱发博士生培养与高深知识生产规律的背离，进而呈现延期率的逐步攀升。为缓解博士生延期毕业现状，我国在学制体系改革、分流机制构建和博士学业支持方面亟待完善。

大科学时代，多元知识主体协同参与跨学科博士生培养已成为美国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基于知识生产模式Ⅲ构筑分形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以跨界整合为目标的组织协同机制、以实体平台为载体的协同创新机制和以创新要素流动为核心的资源共享机制，并衍生出一体化协作、阶段式轮转与多元化科研实训三种跨学科博士生培养的实践取径，形成以理实融合为特质的培养模式。我国应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方针指引下，以科教融汇为路向，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建立并完善权责明晰的组织化协同框架与互利共生的协同创新平台，由此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的体系化培养。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培养机制的先行者与主力军。实践导向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中首次被明确的目标导向，提供了一种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指导理念。当前，以实践为导向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面临着高校相关学位设置欠缺精细度、实践需求识别不到位以及协同培养创新基地的“协同性”不足三项挑战。对此，首先应为该机制设置适度的统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局面；其次，高校与实务部门应充分研判实践需求，针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结合地域特色发挥区位优势；最后，应为实务专家设置奖励与激励机制，通过强化高校教师的实践素养优化“双师同堂”授课模式。

学位论文归属涉及《学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著作权法》和学术伦理等多个方面。由于师生和学校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学生在签署学位论文版权协议时往往缺乏真正的自主权。现行合同法规则对此类“不自由”协议的救济有限，因此需要行政指导行为介入。与实践观点不同，《著作权法》的分析表明，特定情况下，学位论文完全可能构成职务作品、委托作品或合作作品。保障学位论文人身专属考察性的功能应由合作作品“共同创作意图”要件及高校结合自身培养目标自主把控。鉴于《著作权法》在处理学位论文署名顺序等问题上的局限性，学术伦理在解决这些争议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补充角色。现有机制的缺陷需要通过制定本土化的署名指南、推广署名协议的签订、完善调解仲裁机制、发挥期刊的补充监督作用等方式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