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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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教育强国研究
  • 建设教育强国研究
    林蕙青,彭刚,黄荷凤,苏东林,康绍忠,吴江浩,曹现强,于俊清,李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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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才培养研究
  • 人才培养研究
    赵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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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工程教育正由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转向复杂工程能力生成。基于建构主义、情境认知和联通主义,构建S-T-E-I-M未来学习中心理论模型,以主体赋权、技术支架、生态联通、学科融通和模式迭代为核心,形成“主体-情境-网络-问题-反馈”运行机制。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三海一核”特色,通过智慧中枢赋能、学科融通资源平台、产教融合联盟和过程评价,将模型转化为工程教育实践生态。未来学习中心的关键不在空间更新或技术叠加,而在重构学生、知识、技术、资源、情境与评价的关系;项目入驻、虚实融合、资源共享、问题牵引和过程反馈具有推广价值,可为高校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与工程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参照。
  • 人才培养研究
    范沁宁,兰奕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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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化转型与AI赋能教育背景下,数字素养已成为高校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 125名高校学生数据,构建XGBoost、SHAP与贝叶斯结构推断的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考察数字素养各维度与学习效果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身份安全与责任预测重要性最高;信息和数据素养主要通过数字协作与发展和数字内容创造形成间接路径;本科生以数字身份安全与责任和数字协作与发展的应用型关联为主,研究生更表现为信息和数据素养-数字协作与发展-数字内容创造的链式关联;理工农医类数字身份安全与责任和数字协作与发展更突出,人文社科类数字内容创造与学习效果关联更明显。据此,应突出数字身份安全与责任,建立递进式培养机制,并实施本科生“应用型”、研究生“研究型”,理工农医类嵌入实验课程、人文社科类以内容创造为突破的分层培养模式。
  •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
  •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
    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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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制度供给不足与高强度绩效问责的共同作用下,院系形成了两种可组合的风险调适逻辑:组织问责风险规避型执行通过绩效比较与严格考核降低组织问责风险;教师发展风险缓冲型执行则通过规则解释、柔性考核、责任教授、延期聘用及非正式谈判等方式缓解教师发展风险,对正式培育支持不足进行有限的非正式补位。院系风险调适虽能通过非正式互动短期缓解制度冲突,但也可能带来制度成本下移、风险再分配及学术评价权让渡,并使制度目标进一步向短期绩效筛选偏移。后续改革需将人才培育目标转化为制度化支持,建立稳定的信息供给体系与风险分担机制,重构兼顾筛选与培育双重目标的制度安排。
  •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
    肖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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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奖学金的宏观分配,是大学将“何为优秀”的价值判断转化为资源差距,并经由反复分配形成制度秩序的过程。“才能承认”与“资源配置”构成这一过程的基本维度。对15所高校的政策文本、3 849份有效问卷及访谈资料的综合分析显示,样本高校主要呈现“多元-英才”与“多元-平等”两类配置。才能承认趋于多元,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同步趋于共享。学生对多样才能应获得制度承认具有较强共识,但对奖励覆盖范围与资源差距的正当边界仍存在明显分歧。高校奖学金的宏观分配正义需要从领域、关系与时间三个层面为优势划定边界:约束优势在评价领域间的“横向通兑”,审视奖励差距对共同体归属与关系秩序的影响,并防止既有荣誉经由资格嵌套形成的“纵向累积”侵蚀后续竞争的开放性,从而维护成员的平等地位与持续发展的机会。
  • 高考改革研究
  • 高考改革研究
    李木洲,傅冠华,方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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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高考分省录取制度的平稳运行以省际适龄人口规模与结构大体均衡、招生总量持续增长以及高校布局和来源计划相对稳定为前提。然而,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区域人口分化导致增量调节空间收缩、高校布局与生源分布失配、属地招生比例调整滞后以及专项计划基础条件变动等正在重塑省际录取机会格局,对现行高考分省录取制度提出新的调适要求。基于“生育水平”“净迁移率”与“考生-高校数量比”三项指标,构建省际人口变动的类型化分析框架,将各省划分为“偏快收缩型”“平稳下降型”与“相对稳定型”三类,为差异化分析各省录取制度调适需求提供基准。研究发现,分省录取制度已难再主要依赖历史基数延续和招生增量调节维持运行,需要在公平导向下逐步形成以人口预测为基础、以省际类型差异为依据、以动态调整为特征的弹性配置机制。
  • 研究与探索
  • 研究与探索
    董垌希,江河,张倩宁,扶钰斌,季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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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教育生态,推动高等教育发生系统性变革。“变”与“不变”已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从构成要素看,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本位,教学模式从单向灌输转向人机协同,学习方式从统一进度转向个性定制,资源配置从校际封闭转向跨界共享,师生关系从单向指导转向成长伴随;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必须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核心使命、教育本质规律、质量保障基本要求等价值根基。教育评价作为教育改革“指挥棒”,在“变”与“不变”中承载着引领与保障的作用,要以数智赋能提升评价效能,以分类评价引导特色发展,以专业认证牵引培养模式改革,以质量监测服务教育改进,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支撑。
  • 研究与探索
    郭广生,闫建敏,杨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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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进大学素质教育,走过了一条从理念启蒙到体系构建、从课程主渠道到全方位浸润、从规模扩展到质量提升的中国大学特色育人之路。3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确立了以“文明为伴、生命自觉”为旨归的教育哲学根基,构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本土化学术概念体系,探索了以“立体化育人”为特色的自主人才培养模式,夯实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教育学文化底蕴,形成了以“国家政策引领、基地平台支撑”为特征的制度化建设路径,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出实质性贡献。大学素质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强化实践自觉、文化自觉、制度自觉、理论自觉和开放性建构,切实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凝练中国理论。
  • 研究与探索
    杨力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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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正从西方单一中心走向多元协同发展,但传统“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概念却深陷西方中心主义窠臼,遮蔽了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深层不平等及其再生产机制。以“文明自觉”为反思性视角,构建“主体之明-他者之明-互鉴之明”三重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建设路径。主体之明强调立足中华文明本体视域,将本土教育传统从经验材料提升为分析概念,实现从依附性主体向自主性主体的转变;他者之明要求将西方高等教育还原为特定历史视域的产物,在欣赏其贡献的同时审视其本体论限度与霸权逻辑;互鉴之明则指向视域融合,倡导基于中华“天下”思想的本体论资源,超越民族国家竞争逻辑与中心-边缘霸权结构,构建多元共生、知识正义、文明互鉴的世界高等教育新秩序。
  • 职业教育研究
  • 职业教育研究
    赵晶晶,王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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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19—2024年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全口径数据,构建城市线级和城市群递进式空间分析框架,考察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在经历疫情冲击后,逐步恢复并趋于稳定,但城市线级分化显著。各线级城市本地就业率总体明显下降,就业模式正由属地留存转向区域流动;不同城市群毕业生在就业率、收入水平等方面差异明显。双师教师比例、财政投入和城市层面的教育投入、科技创新水平、工业发展活力对就业率具有稳定正向影响。促进高职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需立足城市线级分类稳定和扩大技能型就业,以城市群为单元建立就业协同机制,强化弱势城市群就业帮扶,优化关键要素投入。
  • 职业教育研究
    徐岚,黎译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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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TAFE学院为对象的研究发现,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效运行的制度机理根植于三个层面的协同。核心要素层面,行业主导课程开发、校企双向嵌入与双师型教师能力生成,构成产教融合的基本结构。实施路径层面,法治化保障以统一监管与资格框架奠定制度基石,市场化驱动以财政激励与成本分担重塑企业参与预期,数字化转型将产业要素前置嵌入教学过程。实践成效层面,高质量就业、学生及家长认可、企业投入与社会经济效益等构成多元评价体系。我国可借鉴澳大利亚经验强化制度体系的横向协同,探索行业组织有效参与的课程更新机制,完善企业深度嵌入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健全双师型教师能力生成机制,建立多维综合成效评价机制。
  • 职业教育研究
    陆宇正,霍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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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企业实践对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具有重要作用。当前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参与企业实践仍面临诸多困境,其微观作用过程尚未得到揭示。基于个体感知视角,以江苏省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为访谈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开展质性研究,识别影响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的关键因素并分析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教师企业实践困境生发于能力不足、意愿弱化与能量匮乏,三者分别影响教师“能不能够”有效参与、“愿不愿意”深度投入、“有没有能量”持续行动。为推动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高质量参与企业实践,需要从能力赋能、身份建构、制度保障3个方面实施突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