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到来暴露出传统大学教育模式的一种困境：当前高校普遍开设AI课程，甚至将其设为必修课，但教学方式仍沿用以“统一、可控、线性”为特征的工业时代标准化模式。这就把本质为“生成、开放、非线性”的AI课程内容装进了旧框架，形成“马车拉蒸汽机”式的“AI教育悖论”，学生“沉默”“逃课”正是这一悖论的外在表现。破解上述悖论的关键，并非简单“教会学生用AI”，而是重构“人机共在”的教育范式：让学生重归学习主体，让教师转型为教育的架构师，推动教育模式从“教AI”走向“与AI共学”，并在技术变革中坚守人文价值。历史表明，尽管AI将深刻改变教育的观念、方法及评价机制，但大学教育本质不会改变，唯有如此，大学教育才能在AI时代真正回应其根本使命。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议程。从历史、学术、社会三重逻辑看，分类发展是高等教育演进的基本轨迹，知识形态分化决定了高校分类改革发展的合理性依据，教育的三重属性要求以分类发展满足国家战略与人民期盼。须以系统思维推进高校分类改革，确立高校分类体系、改革高校评价体系、健全高校激励体系、强化高校监管体系、营造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助推高校分类改革发展落地见效。

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的基本定位及其办学层次、服务面向、学科专业等具体定位，并非各自孤立、相互割裂的存在，而是以知识为基础形成的内在统一体，按照知识结构秩序展开并交互作用，在知识传承、生产、创新与应用的分工中担当不同角色、履行不同职责使命。当前，高校办学定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学术漂移”现象，深层根源在于知识结构认知的层级化、发展路径的传统依赖性、资源配置方式的身份导向以及评价体系的单一化。摆脱困境，须依循知识统一性法则，重构分类评价体系、确立目标与贡献导向的资源配置、重塑知识分工的组织文化、构建多元卓越的价值叙事，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

循证决策能力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够有意识地以有效证据为中心开展认知、行为等一系列活动的能力。当前，高校决策科学化变革对高校中层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循证决策能力要求。通过选取6所高校27位中层领导干部进行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构建“高校中层领导干部循证决策能力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高校中层领导干部个体主观特质和客观差异共同构成了个体因素，直接决定高校中层领导干部的循证决策能力水平；高校循证决策中证据本身的可获得性、科学性、适用性构成了技术因素，通过影响循证决策中的证据效能，从而间接影响高校中层领导干部循证决策能力。组织特性、制度规则、权力配置和组织支持共同构成了组织因素，一方面通过塑造组织文化间接影响高校中层领导干部循证决策的认识和意愿，另一方面通过提供决策条件对循证决策实践起到规制作用。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基于主体能力建设提升循证决策内驱力、基于证据三重特征开展高强度证据建设、基于组织特性深化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推动高校中层领导干部循证决策能力提升。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推进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与改革势在必行。推动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有利于产学研协同推进实践创新人才培养，高效率开展有组织科研与成果转化，促进高端人才聚集与激发人才活力，反哺母体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针对当前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中面临的挑战，提出强化顶层设计，明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在高校发展改革中的战略地位；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建设拔尖创新人才与卓越工程师培育高地；建立健全支持、激励和管控机制，推动新型研发机构专业化市场化建设；推动高校与新型研发机构间创新资源双向流动，促进高校制度文化创新等对策建议，提升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水平。

交叉学科建设作为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发展的具体举措，服务于创新人才培养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基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视角，构建了“问题共治-资源共建-过程共育-成果共享”的交叉学科建设四维协同机制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我国高等教育第一方阵C9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实践。研究发现，C9高校在推进交叉学科建设方面已形成资源集聚与先行优势，其以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交叉学科布局、以重大科研平台支撑交叉学科攻关、以真实发展场景贯穿交叉学科培养、以探索利益分配促进交叉学科合作。但仍面临共治机制失焦、共建体系阻滞、共育模式脱嵌、共享机制缺位等多重困境。据此，提出构建战略牵引与多元协商的共识凝聚机制、创新资源投入与要素融通的资源配置模式、深化研创一体与双轨驱动的协同育人机制、确立贡献导向与多元等效的利益分配规则，以提升交叉学科建设整体效能。

在全球人才竞争与“大科学”协作背景下，以1994—2020年STEM领域3 363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履历分析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学习-博士后-工作”三阶段城市流动网络，考察高层次科技人才流动的阶段特征、空间结构及学科差异。研究发现：“杰青”人才流动整体呈现“本土培养-国际嵌入-国内回流”的阶段性演进路径。学习阶段以国内流动为主，博士后阶段国际流动最为活跃，工作阶段则以跨国/境回流为主，并逐步形成以北京、上海为双核心，南京、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为重要承接节点的层级结构。不同阶段网络在规模、密度和连接强度上差异显著，表明高层次科研人才配置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同时，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领域在国际嵌入方式和国内承接结构上存在明显异质性。为此，高层次科研人才政策应更加重视职业发展全过程支持，充分考虑人才集聚规律、学科差异与组织嵌入条件，以提升其持续创新能力与长期贡献。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特定时空视域提出的一个学术命题，这一构建过程应坚持融汇中外、贯通古今的大时空视域，以有机整合中外古今多元思想资源的发展思路整体推进，在立足本土教育实际与融入全球教育文明的张力中彰显中国特色，在文化传承发展与时代课题解答中实现传承创新，并在自律坚守与开放融通的统一中全面推进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创新，形塑兼具学理根基与开放学科视野、学术创见与广泛对话能力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高校中青年教师处于科研攻坚与育人关键期，其长期面临的高压工作环境与健康风险，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基于2023年全国高校教师职业发展问卷，以2 521名45岁以下中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重线性回归与分步回归分析方法，从“工作要求-控制-支持”的理论视角，探讨高校教师压力与其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校中青年教师压力水平整体偏高，其中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尤为突出，且与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与此同时，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较高，不仅能正向预测其健康水平，还在压力感知与健康状况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构成了高校教师重要的压力缓冲机制。基于此，建议优化教师评价体系，面向压力水平较高和健康敏感群体构建差异化健康支持策略，并从提升教师控制感、完善支持体系入手，提升教师工作满意度，降低其健康风险。

围绕跨学科教育环境、跨学科学习投入和创造性思维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跨学科教育环境对拔尖创新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跨学科课程既对创造性思维具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又能通过课内与课外跨学科学习投入产生显著正向间接效应；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未对创造性思维产生显著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促进学生课外跨学科学习投入发挥正向间接作用；组织支持，即组织情感支持、创新支持和个性发展支持，则对创造性思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呈现复杂分化特征。基于此，应强化跨学科课程与教学方法的高效耦合，促进正式与非正式学习场域的联动，并构建多维度、情景化与差异化相结合的组织支持体系，促进拔尖创新人才高质量、自主培养。

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人工智能技术加剧就业市场不确定性，毕业生实现专业与就业岗位匹配的难度攀升。采用2023年全国19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毕业生就业数据，分析专业错配对其初次就业的影响，探究“人工智能+”时代的破解路径。实证结果显示：专业错配对初次就业有显著负面影响；存在错配的大学生可通过使用AI提升信息搜寻能力促进就业；“人工智能+”技术呈互补效应，降低专业错配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高校第二课堂、精细化就业帮扶可缓解专业错配的影响。建议健全学科专业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联动机制，强化专业分流指导，提升毕业生信息搜寻能力与AI素养，加强第二课堂建设，提供精细化帮扶，助力其高质量就业。

教育法的域外适用是指，国家将具有域外效力的教育法律规范适用于域外的人、物和行为的过程，包括立法机关制定具有域外效力的教育法律规范，司法和行政机关通过域外适用实现教育法的域外效力。教育法的域外适用源自教育地域性原则的现实弱化，契合监管类法律效力扩张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我国尚不存在专门统一的涉外教育立法和系统的教育法域外适用制度，涉外条款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教育法的域外适用未获得明确的规范确认。教育法的域外适用无法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在内容上重点关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妥善处理不同规范间的协同关系，并关注可能的立法效果。在具体的制度构造上，应形成教育法典基本原则引领、专门立法规则细化与具体实施机制落实的三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