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是高等教育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贡献能力的关键。由于产业与学科专业分类逻辑不同，适配性难以直接测度。通过梳理人力资本、产业链与任务模型等理论，将产业门类根据产业链功能定位归并为六大功能类型，进而依据专利密度与人均产值划分为创新驱动高效益型、资本运营高产出型、技术应用支撑型、劳动吸纳服务型和公共服务保障型五类产业，通过核心任务类型建立产业与学科专业的映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类别结构、层次结构、空间结构三个核心维度，政策适配、规模适配、质量适配、保障适配四个辅助维度的适配性理论框架，并给出指标体系。可为学科专业结构的动态调整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工具。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适配存在明显阻滞，毕业生“就业难”与用人单位“引才难”并存。基于教育匹配理论，构建“量-质”二维分析框架和“信号-响应-反馈”传导模型，考察国家、市场与学术组织三重逻辑对学科专业调整的影响。结构性错配既体现为人才规模、专业布点与岗位需求的数量偏离，也体现为培养内容与岗位技能要求的质量脱节。专业调整迟滞与需求信号传递衰减、目录管理刚性有关，也受到科研评价偏向和校内利益博弈牵制；招生、培养与就业之间的反馈断裂进一步削弱纠偏能力。不同教育层次的错配形态存在差异。应完善动态监测预警，推进分层分类联动调整，健全招生培养就业反馈机制。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层理论诉求，其内在遵循着二者双向赋能、协同共生的互构逻辑，具体表现为“理论引领-实践驱动-系统赋能”的作用路径。首先，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教育强国的理论基石，致力于创建本土原创性理论，建立“中国问题-中国方法-中国方案”的分析范式，扭转对西方理论的依附。其次，教育强国建设构成知识体系创新的实践驱动，现实挑战倒逼理论突破，中国教育的国际比较优势为理论建构提供实证支撑。最后，二者应在“三位一体”建设中实现双向协同发展。自主知识体系是教育强国的“软实力”核心，二者缺一则难以持续。因此，必须紧扣教育强国目标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双向赋能中形成“强国引领-知识创新-文化繁荣”的良性循环，实现中国教育学的自主崛起。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嵌入高校教与学，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的个体差异及其关联因素值得关注。基于1 364名大学生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生活满意度、职业决策因素总体重视度、创造力成长型思维与人工智能素养的关联，并控制人口学、培养阶段、院校和学科因素。结果显示，生活满意度、职业决策因素总体重视度和成长型思维均与人工智能素养正向关联，前两者亦与成长型思维正向关联，两条统计间接关联显著；多种替代设定下结果稳定。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素养差异与学生当前主观生活评价、职业决策因素总体重视度指数及创造力可塑性信念相关。受横截面和同源自陈测量限制，变量时序、因果方向及中介机制仍需进一步检验。

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是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的核心命题。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政策不仅是线性进步的过程，更反映了国家战略目标与教育系统策略之间的复杂互动。研究引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战略型-策略型”政策分析框架，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政策划分为六个历史阶段，揭示每个阶段“时代背景-战略考量-策略回应”的演进脉络：从改革开放初期“应激破格、快出人才”的少年班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基础学科危机下的基地班保护，再到新世纪“‘985工程’高校实验班”的自主探索、“拔尖计划”的建制化培养、“六卓越一拔尖”的政策迭代，直至2022年以来全面提级为国家核心战略。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当前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全面重构过程中所面临的教育体系结构、育人范式与治理逻辑三大深层挑战，旨在为我国跨越制度张力、从“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提供历史镜鉴与整体性思考。

在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战略背景下，国际规则是规范跨境高等教育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制度基础。选取国际组织、主权国家与非政府机构发布的25份跨境高等教育国际规则文本，引入斯科特制度三要素理论开展文本分析。研究发现，跨境高等教育国际规则形成了治理张力均衡、制度信任建构与跨域共识建构三维框架，分别对应规制性要素的约束管控、规范性要素的价值引导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的意义塑造。现行国际规则框架依旧存在新兴跨境教育形态的规制空缺、质量保障相关标准碎片化、学位互认体系的实效争议以及国际规则体系的约束力困境。基于此，中国参与跨境教育全球治理应由规则对接逐步走向制度创新与规则共建。

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依托。作为驱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关键路径，在地国际化的作用机制尚未明晰。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外合作办学代表案例为例，探究在地国际化驱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阶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在地国际化驱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经历开放导入、行动实践、结果升华的演进过程，揭示出在地资源嵌入、关系结构再造、多元价值创生的作用逻辑。

来华留学生奖学金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国际学生来华学习、促进教育国际交流与跨文化理解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基于2 098份来华留学生调查数据，考察奖学金资助政策对于留学生对华认知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政策显著促进了留学生对华正面认知；获得奖学金资助的留学生学习满意度更高，且对“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的认同感更强，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华积极认知；而对于女性留学生、来华前接受过培训或具有国际经历的留学生群体，奖学金政策效应更加显著；奖学金效应在宏观政策认知、在地生活体验感与文化认同之间呈梯度递减。上述发现从对华认知的视角，提供了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政策具有积极教育成效的经验证据。

内地高校在港设立研究院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跨境高等教育空间生产的新实践。将此类机构概念化为“战略性差异空间”，并借助空间生产理论的“物质-想象-实践”三元模型，系统阐释其空间生成的内在逻辑。该空间的生成根植于全球知识生产格局的结构性变迁与多重尺度战略整合的现实驱动；然而，在香港高度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中，其运作遭遇“人、财、物”要素流动梗阻、学术评价体系冲突及治理文化差异等多重制度性摩擦。面对上述张力，行动者通过组织形态重构、混合治理探索与价值话语调适等策略，在具体实践中持续重塑空间的边界与运行逻辑。但制度身份的悬置与对单一资源的依赖，仍制约着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未来须构建跨境制度衔接机制，并推动研究院深度嵌入香港本地创新生态，以释放其战略潜能。

人才称号的作用取决于制度化认可在哪些环节、按何种规则兑换为可支配资源。基于布尔迪厄资本转换理论与18位海归青年教师访谈，沿人才称号兑现、组织嵌入与竞争申请三条通道考察兑现过程。人才称号兑换率沿三个环节依次下降。入职配置端由学校依正式规则一次性绑定岗位、经费与考核，触发条件不必然在于人才称号；院系裁量端的指标与空间由院系逐项处置，同层级人才称号兑现差异明显；同行评议端不以人才称号作为配置依据。教师资源状况取决于通道可及性组合，持有人才称号并非资源分化的充分条件，人才称号多是既有积累被制度确认的结果。因此，改革着力点在兑换规则本身，需解除入职端资源与称号的绑定，把院系裁量性兑付纳入公开规则，使资源随在研任务与实际贡献配置。

我国高校部分科研团队在移植首席研究员制时出现“结构引进、制度缺席”的特殊样态，其非正式导学秩序虽内蕴失序危机却长期稳定运转，构成对“正式制度缺席则秩序难以维系”这一预设的经验挑战。反思新制度主义以“规则”为分析核心的范式传统，虽已容纳非正式约束与文化-认知性要素，但其分析逻辑仍倾向于将治理机制还原为规则的某种形态。引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提炼“差序互惠”概念，揭示差序化价值逻辑生成秩序的三重路径：以圈层辨认铺预期之基、以身份存废守行为之界、以时间延展容摩擦之隙。基于亲疏远近与施报循环的价值共识可独立于正式规则维系合作，使秩序在“价值-身份-时间”轴上获得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