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快速渗透促进数字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和持续推进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教育领域的深度变革。教育进入“守正创新”发展的新形态，一方面教育数字化“创新”现有的教育形态，丰富和发展现代教育；另一方面正在“守正”，为教育的发展守住根本，把握方向，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呈现出现代教育制度的共性与特性，同构出新型的教育形态——新质教育，是教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变革，促进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和提升。

从AI创新特征与人才成长规律出发，阐明AI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转变及其面临的三重关键挑战；通过考察和比较美、英、法等主要国家的典型实践，归纳各国应对上述挑战的共性取向。进而，提炼出超常规培养的内在机理，提出推动培养体系在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和资源关系上分别向枢纽整合、弹性敏捷与生态协同转变，构建支持人才成长与创新系统协同演化的育人生态。立足我国国情和制度优势，进一步提出自主培养AI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路径，为加快构筑AI人才竞争新优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围绕科技人才成长，学界长期存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竞争性的理论解释，但相关经验证据分散且结论不一。对国内外25篇实证研究（k=130，N=33 087）进行三水平元分析发现：普遍主义因素对科技人才成长的合并效应量呈显著的大效应，特殊主义因素呈显著的中效应；具体因素中，科研影响力的效应最为突出，教育背景、导师声望及学术网络等特殊主义因素均与科技人才成长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年龄与国别的调节效应未达显著水平。上述发现以更为稳健的证据回应了科技人才成长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长期理论争论，并为坚持知识贡献导向、提升优质科研资源可及性以及构建普惠性支持制度提供了实践启示。

加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哈特穆特·罗萨在加速社会理论中对加速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推动加速的三种引擎。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差速结构的理论设想，并针对大学在加速社会中的角色提出了“差速器”的新隐喻。社会结构并不只有单一的速度，而是由固定部分和快速、慢速部分以及二者间的“差速器”共同构成。“差速器”调节了不同部分的速度差异，避免了社会撕裂。在加速社会中，大学是一种重要的“差速器”，承担着维系快慢部分联系的中介作用。为获取在加速社会的合法性，大学作为“差速器”需要提高对于慢速部分知识生产的重视程度，实现再教育化，并促进公共反思，为社会加速提供方向与边界，避免陷入无序加速。

谢冰蕾，宁波大学人事处副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刘振天，通讯作者，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从教自我效能感是“国优计划”政策实施效果的微观预测指标，导师支持能够对“国优计划”研究生从教效能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输入-环境-产出”理论，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究“国优计划”试点高校中三类导师支持对“国优计划”研究生从教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类导师均显著正向影响学生从教自我效能感，但协同缺位、冲突略显。学科导师支持充分，存在学术化倾向的隐忧；教育学导师支持较为稳定，是“国优计划”研究生克服教学畏难的关键；实践导师支持效果对“国优计划”研究生的从教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有待进一步优化。鉴于此，为使“国优计划”研究生乐教、适教、善教，提高从教自我效能感水平，要构建三导师协同治理机制，畅通整体效能发挥渠道；搭建评价激励体系，扭转“三导师”育人理念偏差；搭建协同共育平台，突破“三导师”联动育人壁垒。

全球南方国家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进程中，既面临技术跃迁的历史机遇，也深陷结构性困境，政策话语具有内在张力与区域异质性。基于批判话语分析与后殖民理论框架，对21个全球南方国家47份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的考察表明：在文本分析中话语主题关注数字基建与教育公平、自主人才培养、数字主权与话语权；在话语实践分析中话语生产分别呈现国家主导、国际依附、多元竞争的区域分野；在社会实践分析中话语权力结构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话语依附与数字主权之间的张力。鉴于此，中国可从话语重构、平台协作与自主治理入手，汇聚全球南方力量共建普惠包容的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秩序，突破后殖民困局。

英国自20世纪末开始鼓励研究人员在科学研究中加强社会参与，推动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提升大学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利益的贡献。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参与式研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特征，包括以追求共同利益为导向、强调组织异质性、倡导建立持久对话关系、鼓励超学科研究合作以及采用更加多元化的质量评价标准等。英国通过制定战略协定、加强项目资助、改革外部评价以及重构职业标准等方式推动大学参与式研究行动。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对我国提升大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发展贡献，推进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具有借鉴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语境下，中外合作办学的底层架构与运行机制正经历深刻转型。基于1995—2025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据，引入制度逻辑理论，系统考察其结构变迁的演进轨迹与内在动力。研究发现，以2020年为关键节点，合作办学场域的主导力量由利益驱动的“市场逻辑”转向战略引领的“国家逻辑”。在此牵引下，合作空间版图向“一带一路”拓展；办学层次呈现“基石锚定与高阶审慎”的结构特征；学科专业全面向国家急需领域回归。然而，新旧逻辑的交替衍生出三重挑战：地缘政治冲击诱发跨国信任链受损、宏观战略急需与微观办学能力的系统性失衡，以及市场逻辑惯性导致的监管缺位。未来应重塑韧性多元的全球合作网络、推进办学结构的分层优化、构建数字治理生态，以应对时代变局。

基于全国46所高校17 838名2025届硕博毕业生的调查数据，从导生行为边界和导师指导边界两个维度刻画我国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边界。从行为边界看，研究生对导师的行为存在“红黄绿”分区，最不能接受的是深夜发消息和不允许外出实习。而良好的导学关系可以显著降低学生对“黄色”和“绿色”区行为的排斥感，但无法逾越“红色底线”。从指导边界看，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体现为“学术核心-生涯护航-人文关怀”三位一体的综合考量。当导师同时成功扮演了“生涯规划师”和“人生导师”时，学生的满意度、身心状况乃至就业落实率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而最优主导模式则呈现出从早期学生自主，到中期一起商量，再到后期导师把关的导生共创的动态演进特征。

工科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是提升国家创新实力的关键。基于1 307名工科博士生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以学术韧性和学术冒险意愿为潜在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探究导师支持与工科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导师支持与工科博士生更强的学术韧性和学术冒险意愿呈正相关，导师支持通过学术韧性和学术冒险意愿的独立及链式中介路径促进工科博士生科研创新，且对创新成果的促进作用较创新意识和创新过程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导师支持不同维度的影响，发现学术支持、情感支持和关系支持均能显著激发工科博士生科研创新。高校应着力发挥导师支持的作用，系统构筑工科博士生科研创新支持生态。

生均拨款是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核心机制。随着职业教育步入内涵式建设与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均值化拨款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产业发展对各类专业人才培养成本及社会溢出效应的动态化、差异化需求。立足全国全面实施基于专业大类的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的政策节点，通过对四川、浙江、湖南、河南、福建、云南等典型省份顶层设计方案的比较分析发现，各地在专业分档、系数极差及成本核算等方面均呈现出因地制宜的创新特色。但在常态化落地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中职学校与技工院校多口径数据冲突、基层财力统筹能力有限、绩效评价形式大于实质以及生源结构性下行压力等多重制约。为深化此项改革，需将现代财政职能强化为战略治理工具，分类推进完全成本核算，引入资本性支出跨期平滑机制，推动统筹层级重心上移，构建由固定成本保障、专业差异化规模拨款、绩效拨款和稳定性补助组成的复合拨款模型，从而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