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四五”时期规模扩容，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中后期，发展重心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从学科自洽转向国家使命、从单一评价转向分类治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交叉学科组织障碍、地方高校定位漂移、人才供给结构性错配和“五唯”评价惯性，并非单纯的管理技术问题，而是规模化发展后系统结构再平衡的集中表现。对标美欧日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未来改革应以分类发展为主线，以差异化评价为牵引，建立学科专业敏捷调整机制、内生型质量保障体系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机制。面向“十五五”，多数高校应立足“顶天立地”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少数顶尖高校更需迈向“开天辟地”的原始创新和产业引领，以评价体系综合改革撬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重塑，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筑牢根基。

构建科学的高校分类评价体系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制度基础，探索有利于“双一流”建设高校聚焦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建设绩效评价改革，既是“高校分类评价改革”的需要，更是引领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自觉服务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及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基于对高校分类评价与高校分类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及其逻辑关系的讨论与认识，对世界一流大学的阐释以及对“双一流”建设高校“两个自主”使命责任的阐述，在提出“双一流”高校建设绩效评价设计，必须遵循有利于引领“双一流”建设高校为“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为国家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出突出贡献，以及推进“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三个原则基础上，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及研发贡献”“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三大方向，对“双一流”高校建设绩效评价体系建构的关键评价维度及其要素予以了深入思考、提炼与阐述。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是破解高等教育趋同化问题的关键举措，而经费配置与分类发展的适配性直接影响改革成效。基于2016—2025年60所高校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高校经费配置呈非均衡性与类型分化特征：规模上，研究型高校占绝对优势，三类高校的“马太效应”明显；结构上，研究型高校收入来源更多元且支出弹性更大，但三类高校支出结构仍高度趋同。究其原因在于财政拨款模式滞后分类发展需求、多元筹资机制加剧资源获取分化、刚性支出结构挤压特色发展空间以及单一评价导向诱发同质低效竞争。未来应构建助力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差异化经费配置机制：优化分类拨款制度，契合办学定位特色；健全经费筹资机制，激活多元造血能力；优化经费支出结构，拓展特色发展空间；强化评价与经费的联动，引导高校错位发展。

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组成，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转化周期偏长，创新价值难以有效释放。校企合作被认为是跨越“死亡之谷”的关键路径，但其对成果转化的影响、作用机理与最优组织方式仍缺乏大样本实证支撑。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61万余条专利转化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校企合作显著提升成果转化的数量、质量和速度，企业主导模式、校企深度合作、高校与科技领军企业强强联合更能释放协同价值，校企合作通过提升技术先进性、技术深度、法律稳定性与商业价值，推动成果从科研端走向产业端。建议强化企业主导的校企协同创新，构建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从“成果输出”向“需求牵引”的模式转型。

跨学科是推动科研创新和回应复杂问题的重要路径，但它在我国高校的现状及其与科研创新的关系尚不明确。基于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教师的调查，考察高校教师在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阶段的跨学科表现及其与科研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教师的跨学科水平在知识生产阶段显著提升，但在知识传播阶段变化有限，且应用型学科跨学科水平相对不足。知识生产阶段跨学科与教师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有正向关系，而传播阶段跨学科对高被引论文形成有促进作用，但跨学科与被专利引用论文关系不显著。此外，拥有应用型和多学科的实验室更有利于释放跨学科对科研创新的积极效应。基于研究发现，建议加强实体化跨学科平台建设，完善跨学科评价机制，促进校企协同创新，并加大应用领域跨学科研究投入。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常受制于跨界制度壁垒。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为案例，探究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机理与实现模式。研究发现：该过程呈现“制度突破与连接建立-能力建构与价值赋能-规则输出与生态塑造”的阶段性特征。机构作为制度创业者，通过契约共建、价值增值和集体创业策略，实现由要素聚合者、网络协同者向生态架构者的角色跃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关系迈向双螺旋共演模式。为化解多重逻辑冲突，机构通过双重议价整合资源、规范治理确立秩序、意义建构凝聚共识，构筑三位一体的合法性获取机制。

以卡斯卡迪亚创新走廊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跨法域高等教育枢纽在全球知识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显著。跨法域高等教育枢纽的建设模式主要取决于功能目标与协同机制的互动方式。卡斯卡迪亚创新走廊依托多元行动者的网络化协作与各项柔性机制，在跨国有限治理下呈现“市场牵引-生态共生”高等教育枢纽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多元行动者的制度化共治与国家战略引导，呈现“政府主导-战略协同”高等教育枢纽模式，同时面临制度格差带来的规则衔接与协作摩擦约束。跨法域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关键在于围绕学生、人才、知识/创新等要素跨域流动，形成与功能目标、制度环境和产业基础相适配的协同机制，并将制度差异转化为区域创新治理资源。

工程博士教育对驱动产业创新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背景下的工程博士协同培养，以主导责任结构为分析焦点，选取美国、英国、荷兰与日本四国相关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制度语境下政府、高校、企业与社会在关键功能节点上的主导责任组合，分别呈现为市场驱动自主协同型、公共中介统筹型、高校联盟共治型与产学官制度协同型四类协同培养模式。跨模式对照进一步表明，工程博士协同培养从项目性合作走向制度性协同，需要形成协同主责明晰化、协同关系制度化、协同时间互补化、协同质量公信化与协同成果实践化等支撑条件。通过类型分析与条件探究，为我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提供制度优化思路。

专项计划拓宽了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但“起点公平”不等同于“过程与结果公平”。基于大学生教育过渡模型，以某顶尖“双一流”建设高校过渡支持项目为准实验情境，采用混合研究设计考察其作用机制与实践边界。研究发现：第一，参与项目学生的学业准备、社会文化准备及学习投入显著优于未参与者，但学业表现无显著差异；项目通过提升学生准备度与学习投入对成绩产生间接影响；第二，项目最具价值的并非知识预修，而是通过解码大学隐性规则、重塑支持网络，实现社会文化赋能；第三，受区域资源差异影响，专项计划生在英语、编程等软性技能上存在内部异质性，统一干预模式容易陷入“一刀切”困境。高校支持体系应从同质化“学科补弱”转向精准分层的文化导航与制度解码，以持续支持破除隐性学业区隔。

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职教出海”的推进，需要以高职院校教师国际素养为根基。选取全国31所高职院校2 096名专任教师为调查对象，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教师国际素养的类型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高职院校教师国际素养可划分为“基础薄弱型”“态度驱动型”“均衡发展型”“卓越引领型”四类。学历、性别及组织支持对其类型划分影响显著。高职院校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指引，立足教师国际素养类型差异，完善组织支持体系，实施精准提升策略，强化文化浸润与实践体验，构建兼具实践属性与职教特色的教师国际素养发展生态。

面对“银发经济”对专业养老护理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职业教育在规模扩张与层次升格后，面临内涵脱节的结构性困境，单靠教育系统内部改革难以破局，亟须与外部制度融合。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与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了稳定的“教育-经济”耦合关系，为高质量照护人才的长期供给奠定基础。通过服务清单将模糊广泛的社会需求转化为具体聚焦的课程标准，借助支付定价规则合理分担实训成本，驱动职业教育内部调整。借鉴其经验，我国在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视域下，应构建从社会需求到课程教学的“长期照护保险服务清单-职业能力单元-专业课程模块”转化链条；探索“保险支付与实训补贴”协同的产教融合激励工具；依托制度需求构建中高本一体化能力进阶序列，实现从教育内部向跨界协同治理的系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