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以师生为核心的教育结构带来根本性挑战，亟需构建新的教育模式。“教师-学生-AI-环境-文化”五元教育模式提出，智能时代的教育逻辑应从传统师生二元传授向多要素协同互动网络转变。五元教育模式以学生为中心、AI为核心，通过重塑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环境生态与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创新创造力等驾驭AI和超越AI的“十一力”核心素养。结合北京理工大学前期探索，该模式为智能时代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

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多重使命。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入手，在探究地方高校发展问题由来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进而通过案例分析提出了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路径和建议。研究表明，地方高水平大学在获取政策支持、吸引人才和汇聚资源等方面与中央部属高校存在明显差距，但其在“地方性”特色打造和服务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要明确服务地方战略定位，主动对接区域发展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建立与产业链紧密衔接的对接机制；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平衡服务地方与追求卓越的关系，在特色领域形成比较优势。在服务区域发展中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有赖于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作为制度基石，而地方高水平大学的良性发展则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中新的增长引擎。针对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中面临的学科发展瓶颈、师资队伍约束、生源质量欠佳以及学术交流困境等典型问题，有必要从新的“下位功能”定位的角度去思考博士生教育对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所起的重要牵引作用。以博士学位授权机制改革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新思路,涵盖由“单轨授权”（一级学科授权）转向“双轨授权”（同时开放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授权）、由“单一标准”（学术资质）转向“复合标准”（学术资质和知识转化）这两条关键调整路径，最终目的是打造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方阵”，促进地方高校特色化、多样化发展，进而提升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的动力和活力。

在“双一流”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大学正成为引领区域创新、推动高等教育体系多元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回顾国际区域性大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从办学定位、组织能力与制度适应性三个维度，选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为代表，探讨其“地方嵌入-全球连接”的发展路径。进一步结合宁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中国地方高校的典型实践，归纳中国模式的演化逻辑与制度特征。研究发现，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路径呈现出组织类型的差异化、服务使命的多重性与制度空间的适应性三重特征。提出增强战略韧性、优化内部治理、强化区域协同等未来发展策略，可为理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多元格局与全球化时代地方高校的角色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借鉴。

有组织学科交叉是研究型大学回应国家战略需求、创新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但组织化路径所追求的效率与学科自发成长活力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制约交叉知识创新与学科融合的最终成效。选取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三所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案例，运用“微分析”技术，解构研究型大学有组织学科交叉的具体实践过程。对案例进行综合比较发现：研究型大学将“有组织”视为提升学科交叉效率的过程策略而非终极目标，有组织与自由探索共同服务于构建具有自组织演化特征的学科生态系统；研究型大学通过资源保障、组织调试和文化引领等实践策略，积极推进有组织学科交叉；优势激活、资源平衡与生态赋能等多重机制有助于研究型大学实现有组织学科交叉中组织效率与生态活力的动态平衡。

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既包括国内相关体制机制要与国际规范对接，也包括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的特征。“伊拉斯谟+计划”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体现在规则开放、规制开放、管理开放和标准开放四个方面，其制度发展逻辑得益于制度环境基础、应用规则构建、主体互动机制、反馈调节系统的多方合力。我国应构建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的“韧性生态”，推动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治理”，探索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的逐步“成熟定型”。

西部地区面临人才外流与动能衰减的双重挑战。通过政策文本分析、二元Logit回归及Tobit回归，考察2012—2022年西部人才政策工具分布特征及其对“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发现人才政策工具呈三重失衡：供给侧硬投入-软支持失衡、环境侧宏观策略-微观落地失衡、需求侧内部合作-外部撬动失衡。其中，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法规管制、税收优惠及政产学研合作等工具显著促进留乡就业，政府采购、公共服务与金融支持工具引才效果显著。未来供给侧应完善教育资源配置与数字化平台建设；环境侧强化法治保障与战略措施针对性；需求侧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与精准化政府采购机制。通过“数智优配-实效发挥-需链牵引”的动态政策闭环，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与区域创新互动，破解西部人才开发困境。

以预聘期理工科青年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典型抽样和质性研究方法，对17名理工科青年教师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真实处境和学术行为策略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预聘-长聘”制度在激发青年教师独立科研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六年时效性压力（六年考核期）、评价标准单一化（过度强调第一作者科研成果）和评价过程模糊性（相对评价和学术同行的主观评价）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大学组织自然系统的内在科学研究规律和多样性形成了明显的张力。研究表明，该制度对预聘期教师独立进行创新性研究、开展合作研究等方面起到有限的促进作用，但是却催化科研成果快速产出，与应有沉稳的学术风格出现背离。

基于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探究高等教育发展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发展能够驱动科技人才集聚，“创新生态优化-人才引力增强”是重要传导机制；该驱动效应存在自身及政府支持下边际效益递增的门槛特征，同时可以借助空间溢出机制向地理邻近区域传导扩散；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对科技人才集聚的驱动效果明显，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西部地区则存在“失效悖论”。据此，应实施“投入-过程-产出”梯度优化策略，充分释放高等教育边际效益；以高校为枢纽完善区域创新要素配置体系，助推科技人才集聚范式从“规模驱动”向“生态吸附”跃迁；树立科技人才空间关联意识，以“雁阵模式”引领区域间错位发展。

拔尖创新人才是支撑国家原始创新能力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力量。当前，中国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以初高中为主导，向下延伸至小学的探索有限，向上衔接至高等教育的机制尚未有效建立，高校在选育链条中普遍处于“后置承接”角色。以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的角色转型为切入点，选取美国、德国和新加坡为参考案例，系统梳理其在早期识别、课程衔接、科研实践与教师发展等方面的制度与运行机制，并结合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针对性建议：高校亟需转变“接力式”育人逻辑，重塑国家人才生态中的大学使命；高校构建分层合作机制，提升普通中学系统承接能力；高校主导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师专业支持体系；强化高校系统枢纽功能，构建跨学段协同育人治理平台。

法学兼具理论体系完整、逻辑严密与实践导向。全球范围内，法学教育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德国的百余年探索形成了“双元逻辑”。以“诠释学循环”为方法，发现德国通过国家考试改革、师资融合、课程整合及裁判学术化，实现学术与职业共同体的深度嵌合，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循环。相比之下，中国法学教育与实践脱节多源于制度环境压力、学术研究氛围薄弱及职业共同体互信缺乏。未来改革应推进渐进修补与范式重构：教育上发展“双师型”师资；司法上建立指导性案例的学术转化机制；学术评价上构建多元标准。

博士生资助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选取2012年至2025年的86份中央与地方博士生资助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发现中央和地方在博士生资助政策上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显示出中央政策的权威性，中央和地方的互动性强，政策扩散和执行的效率较高，但地方政策自主性和创新性不足。其成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体制机制的调整，但在博士生教育和资助上中央和地方的权责仍不够明晰。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博士生教育经费体制和资助体系，赋予地方更大的博士生教育权责，根据国家战略分配博士生资助。

回溯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的生成过程，其知识的生命力、传播力与作用力，根源在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实践。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进一步建构具备逻辑性、系统性、内生性的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并发挥对中国职业教育自主实践的服务与支撑作用，关键抓手是加强新时代职业教育学学科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是体系构建的逻辑中心，为此建构了中国职业教育自主实践与自主知识；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形式、内容与旨趣；中国自主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理论与职业教育知识点三组知识论框架；并以此为知识生产对象，搭建了“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职业教育学学科建设框架，提出了职业教育学学科赋能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系统化路径。